敬请关注：《新传天下》第三期
第四版
从专业到院系：两代人，跨世纪厦大新闻传播情
――专访刘训成老师
缘起
厦大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一般都知道，1979年12月，香港《大公报》老报人刘季伯倡议厦门大学复办新闻系；但却少有同学知道当年创系的经过，也鲜有同学知道在新闻学系任教的刘训成老师就是刘季伯老先生的女儿。五月的一天，笔者采访了刘训成老师，回忆她与其父亲鲜为人知的故事。
创系背景：天时、地利、人和
尽管新华网、人民网等大型网站对“1979年12月，香港《大公报》老报人刘季伯倡议厦大复办新闻系，最好办成传播系”已成定论,刘训成老师依然谦逊地认为“创办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并不是父亲一个人的建议，而是当年陈扬明等老教师集体的智慧结晶。当时，厦门大学已经具备创办新闻传播系的天时、地利、人和的充分条件。
所谓天时，即正逢改革开放，国门向世界敞开，作为舶来品的传播学正迅速地广为人们接受；所谓地利，即厦门地处沿海特区，接受新生事物的程度相对于内陆地区更快些，且厦门大学学术气氛浓厚，兼容并包的个性成了传播学滋生的土壤；所谓人和，是因为刘季伯老先生与女儿都曾就读于厦门大学，八十年代后，刘老先生又常回厦门探亲访友，于是与几位正值事业顶峰老师们一拍即合，认为在母校创办新闻系的时机到了。因为刘老先生之子刘香成时年在美国就读新闻传播专业，刘老先生“用‘传播’冠名‘新闻系’”的意见则让新生的厦大新闻系跟上了世界的步伐。此设想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当时校领导的重视，1983年6月，国内第一个以传播学命名的新闻系在厦门大学创办。
王洛林说：你父亲是真正的好人
谈及父亲刘季伯老先生，刘训成老师开心得像个孩子：
“父亲是个特别好、特别耿直、特别坦率又特别有意思的人。”
刘老师说，父亲可以在发工资那天为别人花光口袋里所有的钱，然后两手空空地回家。“有一次，父亲刚发工资钱就被偷了。没想到过了一个月，那个小偷又盯上了父亲。就在手伸进父亲裤口袋的一刹那，父亲扭头认真地对他说，你想要钱，为什么不直接向我要呢？”
这令人莞尔的故事，勾勒了一位一丝不苟的老教授，严格，刻板，认认真真地将学生论文里每一处逻辑混乱，语法错误，标点混淆指出来，不容许学术上任何瑕疵，又慈祥如父，大爱无言。
刘老先生一生，也不乏崎岖与坎坷，一直到临走前，他还是没有学会看别人的脸色行事，通常总是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曾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的王洛林教授对我说：你父亲是真正的好人。”刘老师说，“父亲从来不会屈就于权势，不说假话，最痛恨表里不一的行为。”
“善意的谎言说吗？”笔者问。
“不说。如果他觉得你做得不对，或者言行不一，或是没有兑现诺言，他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来，不管对方是谁。”
刘老师又笑着告诉笔者一个故事：六十年代，刘老先生在《大公报》任职。正逢美国登月成功，《大公报》便撰写了一则新闻。刘老先生理所应当地认为这条消息应放在头版头条。但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编辑以新闻“来自资产阶级”的缘故坚决反对。没想到刘老先生认为这条新闻关系着全人类的进步，比国内任何政治新闻都重要，于是据理力争，差点被炒鱿鱼。
多年后再回首，显然这则新闻的重要地位是无可非议的，但在特殊的年代为顺序据理力争，可能的后果轻则失业，重则永远无法再进入新闻行业了。
“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憨直的人，特别摒弃走后门、打小报告，拐弯抹角的行为，有话直说。”
父亲印象：大音稀声，大爱无言。
“父亲是一个特别儒雅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时期‘文以载道’和‘五四运动’时期‘知识救国’、‘救亡图存’的思想深深地根植在父亲心目中。他认为，知识是至高无上的……”
刘老先生得知学校同意创办新闻传播系时，立刻兴冲冲地对课程设置、教程进度等各方面要求与老师们商量，并进行了细致的规划，“父亲甚至自己都把教案写好了……其实是不需要他写的。”刘老师笑着。
被笔者问起父亲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刘老师又提到了一件小事。1982年，父亲居住于鼓浪屿。周末的时候，刘老师常去看望他。一次，刘老师看望父亲的时候无意间提起汪德耀教授正在校园里开讲座，没想到父亲竟“勃然大怒”，质问道“汪教授的讲座为什么不去听？来这里做什么？”
也许父亲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教育子女，把学术的重要性时时挂在嘴边。刘老先生常对女儿说：“滚石不长苔。”温故而知新，做学问，只有时时勤勉，才能走在最前沿。在他的影响下，刘训成老师也如父亲，笔耕不辍，治学严谨。在新闻系近二十年，著述不断，桃李早已满天下。
尾声
从建系到建院，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表现了父女两代厦大人的情怀；
从建系到建院，二十多年的点点滴滴凝结着父女两代厦大人的心血；
这份刘家父女两代人跨世纪的厦大新闻传播情，丰富了我们对学院历史的体会，丰富了我们对学院文化认识。
（ 叶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