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要求，11月27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召开第二届华夏文明与传播学中国化高峰论坛，论坛共设置一场主旨论坛和四场平行分论坛。近200位学者共聚云端，共同探讨中华文明标识建构与传播的现实问题、独特观念、理论范式和学派建构等问题，为世界传播学发展创新贡献中国传播学人的智慧。

在论坛的开幕式与主旨发言中，十余位来自全国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文明标识建构与中国传播学”主题，共同研讨中华文明与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传播等问题，既指明当下中国国际传播存在的问题，也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提供真知灼见。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曾铮主持开幕式，介绍本次论坛要义及出席的领导与嘉宾，并宣布论坛开幕。随后，厦门大学社科处副处长黄寿峰、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余清楚、郑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兵娟分别致辞。

黄寿峰教授表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文化自信是当下的时代新风；重视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研究，以更好地推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是学者的使命担当。今年适逢厦门大学新闻学部创建100周年纪念，厦大新闻传播学人率先拉开传播学中国化的序幕，展现出敢为人先的精神气质。华夏文明与传播学中国化高峰论坛作为厦大品牌论坛，关注中外传播前沿，立足中国社会现实，且勾连当下的数字媒体发展，为华夏传播理论与实践发展添砖加瓦，是独具特色且有重要意义的。他希望以本次论坛为媒，凝聚学者智慧与力量，共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余清楚教授指出，本次论坛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对中国式现代化传播提出的新要求与新期待，传承好华夏文明，创新华夏传播学科发展，做好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工作，既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积极推动具有中国气质、中国风格与中国人文精神的传播学“中华学派”发展，构建并传承中国本土传播理念与中华文明标识，向世界传递中华文化的精髓与智慧，且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讲好中国故事，充分发挥出中华文化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纽带作用，是每一个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学者的神圣责任与担当。

张兵娟教授认为，在与中国华夏传播研究会共同成长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谢清果教授在中华文化传播领域打旗帜、办会议、扩队伍、编教材的学术热情和支柱精神。在其带领下，不仅培养了深耕华夏传播的年轻科研力量，创办了《华夏传播研究》等学术期刊，建立了属于华夏传播会的学术研究阵地，而且陆续出版了《华夏传播学文丛》《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文库》等六套丛书，编写了《华夏传播学引论》《华夏文明与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等教材，出版了《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等系列学术著作。论坛为学者们不断提高华夏传播研究的学理性，丰富充实华夏传播研究的多元研究维度提供交流机会，以此更好地回应中华文化传播的本土问题，进而也为国际传播提供中国方案。

主旨发言

主旨论坛由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苏俊斌主持。

（一）朱鸿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当下中国自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的顶层意识》

构建当下中国自主传播学知识体系需要立足于数字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发展背景。一方面，既要建构适应数字化环境的传播学知识体系，秉持颠覆性创新意识、系统革新意识、多学科交叉意识，以颠覆性创新的知识体系、系统革新的知识版块、多学科交叉融合顺应数字化发展。另一方面，建构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性传播学知识需要保持学科竞争意识、全球意识、传统现代结合意识、机与危并存意识等，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真正将中国自主传播学知识落地。

（二）刘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国际新闻界》主编

《问题与对话：中国传播观念史的意义》

为了走出传统研究误区，更好地探究华夏传播未来发展路径，首先，应从观念史的视角寻求华夏传播以及传播学创新突破口，打破中西方传播的二元对立观念，注重中西方概念的历史性，避免脱离历史语境与脉络而简单地以古证今、以今证古。其次，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时应注重中西方间的对话交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并非意味着全盘否定西方文化，而是应在中西文化传播间形成综合对话空间，以对话观念打通隔阂与障碍。最后，媒介物质性、媒介考古学等也应是华夏传播的关注内容，突破线性事件观念与古今对立，拓展华夏传播的学术想象力，推动现状反思与文明对话。

（三）朱杰

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媒介视角下“河西宝卷”的研究》

河西走廊独特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决定了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所承担的文化血脉作用，加之其在古代丝绸之路与现代“一带一路”中的叠合文化位置，使之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文化意义。在河西走廊流传的河西宝卷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媒介印证，其所蕴含的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家文化展现出当时华夏文化传播的文化图景，河西宝卷也在底本创编中勾连起民间记忆。从媒介物质性视角出发，既要以在场性、具身性的研究方法来考察与把握河西宝卷本身的物质序列与发展脉络，既看到历史长河中与河西宝卷相联系的社会文化，也应洞察其在河西走廊先民与民间精神世界构建的媒介作用与意义。

（四）苏俊斌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

中华文化海外传播需立足于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两大传统，也应注重媒介物质性。首先，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需要有机统一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发现并把握在物质交往中的精神互动。中国特色传播学要借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知识体系与理念，并借鉴吸收世界交往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次，应该以物质客体作为文化互动的交往中介物，构建起主体-客体-主体模式的主体间性，促进文化交流。最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应该以更加温和与怀柔的外宣姿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五）范红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中华文化符号体系建构与国家形象对外传播》

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存在较为缺乏与国际接轨的理论模型以及传播过于宏大抽象的等问题。面对我国外宣中存在的不足，首先，应将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具象化、标志性的符号方式向外传播，借助国家品牌识别的具象化符号、商品等品牌化载体以及品牌化的受众印象构建起多维度的国家品牌与认知模型。其次，应增强我国国际形象传播的国家文化与符号认同感，明确自身品牌形象定位，以讲故事的方式与具象化、接地气的符号传递文化，整合文化传播力。最后，在基于“文化内涵”“文化自信”“国家形象”原则基础上，建立中华文化符号体系，实现符号再创意与流行传播。

（六）曾秀芹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广告学系主任 

《我国多孩家庭中的同胞媒介干预研究》

基于政策背景、现实需求背景、文化背景，将视角落在同胞媒介干预问题的研究。在干预动机方面，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家庭媒介教育中的影响，即东方更具备社会规范、类父母职责以及利他动机的责任指向性；在第三方干预的“后光效应”方面，研究发现大孩扮演着中介桥梁角色，在亲子冲突情境下，作为后光的第三方沟通缓和冲突，从而推动将“第三方干预”和“后光效应”理论的应用拓展至家庭媒介教育领域。在新媒介共用方面，研究得出新媒介的共用可以作为家庭媒介干预的润滑剂，提供交流平台以增强家庭互动，同时突破媒介屏障，弥合代沟纠正认知偏差。在媒介教育与媒介反哺方面，研究得出，反哺行为可以由大孩主导，二孩辅助，父母接受这样的链条得以开展；同时这样可以缩小父母与孩子，大孩与小孩之间的媒介认知差异，提升家庭媒介共识度。由此，实践启示父母与大孩在家庭中针对媒介使用的行为，即父母需要转换心态，积极提升媒介素养，接受子女的媒介反哺，并充分发挥大孩的中介桥梁作用，而大孩则通过促进在家庭中共同使用数字设备以促进家庭沟通，纠正父母的媒介认知偏差从而增进亲子间的理解。

（七）潘祥辉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传播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媒介人物的“行人”及其传播职能考》

从世界比较文明视野的角度看，先秦行人制度的发达是古代中国文明的一大特征。作为周代官僚制度，尤其是信息传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人”等媒介人物的设置显示了古人高度的政治智慧。周代的分封制度使得邦国林立，王室和各诸侯国及“四夷”间的邦交十分密切，这客观上促使“行人”等媒介人物出现并得以发挥作用。在世界上，中国很早就进入了一个“邦交时代”。行人的外交实践和沟通思想无疑是一种“东方特色”，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和研究。先秦行人的沟通与传播职能对于先秦时代的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最大的作用在于“去塞求通”。行人作为媒介角色的突出特点是通过“身体传播”的方式来传递信息、沟通关系。将从事信息传播的人“职官化”，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的显著特色。在大众传媒尚不发达的古代，以人充当媒介，是一种不得已但也不失明智的选择。

（八）刘俊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现代传播》编辑部主任

《中国传媒艺术国际传播的本土价值贡献》

传媒艺术已然成为人们接触密度最高、接触渠道最便捷、接触欲望最强烈的艺术族群，已然成为人类最重要的审美经验方式和审美经验来源。传媒艺术提升国家形象的两道程序分别为：“讲好中国故事”阶段，需要依靠内生实力的锻造，以具备“能向外说”的资格和能力；“实现价值影响”阶段，需要实现外在效力的释放，以达成“影响海外目标对象的价值观与行为力”的诉求与目标。目前传媒艺术在对外传播中，大致塑造了通用价值、局涩价值、边缘价值、戏谑价值等价值类型，而中华文化对世界的特殊价值建构则可以从大同之道的处世宏旨、君子之道的处世秩序、中庸之道的处世方法来贡献本土价值观。

（九）朱春阳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新闻大学》常务副主编

《中国式媒体融合的核心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的士农工商的社会关系架构，士作为社会楷模发挥对其他各个阶层的规训，从而使社会保持稳定性。当士以说理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秩序的时候，即斯文还存在之际，社会将是稳定的。当更强有力的行动者出现，则不再需要说理。近现代社会结构中最大的变动是，作为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惧于这种社会规训的中心地位，而是作为一种职业参与这种演进。而从华夏文明的视角中来考察时，则结合社会结构问题一起考察将会对迸发华夏文明的生命力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的媒体融合与西方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媒介融合，传统媒体向新媒体学习如何在公共空间展开讨论并在公共空间中成为领导者，实际上牵扯到政府公共服务沟通的问题。我们倾向于称这种涵盖着一种国家行动、政策驱动、自上而下，有大量政府资金的投入等中国特点的媒介融合为“中国式媒体融合”，由此区分了中国经验和世界经验的异质性。

（十）谢清果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 

华夏传播研究会会长 

《厦门大学传播学中国化研究的志气、骨气与底气》

志气是总结过去，骨气是形容现在，底气是思索未来。厦门大学传播学中国化研究的志气源于从华夏传播研究到华夏传播学的不懈求索；骨气源于我们出版了学术创新品格的《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文库》（10卷），推出《经典与传播研究丛书》《华夏传播学文丛》；同时不断进行华夏传播理论的系统性求索，出版了如《华夏礼乐传播论》《华夏圣贤传播论》等系列著作；底气源于从中国历史上探索中国传播理论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我们坚持在西方传播学中国化进程中思考华夏传播学；在亚洲传播理论的崛起中发展华夏传播学、建构能够阐发中华文明何来何往的华夏传播学；同时借力海外华人传播学的贡献，不断求索，经由健全的本土性的发展与认同，再以此投射到整个全球社会，显现出华夏传播学的光辉前景。

厦门大学传播学中国化研究目前也将着眼于“一带一路”倡议与华夏传播研究、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而兴起的“文明传播研究”、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中华文化地域传播研究、基于中国自身传播经验与传播现实问题的中西传播思想的对话以及媒介学兴起之于华夏传播学的机遇等几个角度进行重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