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厦大故事 | 成为一块主动吸收水的海绵——周结口述史

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实操性很强的学科

在培养人才方面

不仅需要学界的理论培养

也还需要业界的经验指导

在中国日报工作17年并创立中国日报网站

在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担任专职副秘书长

......

这么多亮闪闪的标签

都指向今天的访谈对象——

在新闻传播业界打拼多年

积累了丰富的实操经验的周结

他将通过自己的求学和工作经历

谈谈自己对于新闻工作者的认识

对于当下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和短视频的看法

以及对于新闻传播学院学子的期许

周结，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85级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生。在中国日报工作17年，担任中国日报科技版主编；中国日报网站创始人，网站常务副总裁和执行总裁。2007年离开中国日报，进入新岸线科技高科技公司工作5年。2012年进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担任专职副秘书长。

我想做新闻是受到一部电视剧的影响。非常早的时候，曾经有一部电视剧叫《新闻启示录》，在8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电视剧具体的细节我已经忘记了，印象中大概讲的是一个年轻的记者，他为了揭露一个事情的真相，破除种种的阻力，不惧怕任何压力和威胁，最后终于挖掘出了事情的真相，但是也因此受到了打击报复。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最后一个镜头，他被发配去西藏，或者是一个边远的山区工作。他在火车站台上跟他的朋友和家人告别，然后随着远去的火车离开了我们的视线。所以那部电视剧对我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那时候是高一或者高二，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很想去做新闻。

我那时候对国际新闻比较感兴趣。当年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国际新闻在互联网上到处都是，基本来说全球信息是通畅的。但是在我们读书当年，不管是中国对世界的报道，还是世界对中国的报道，都是非常少的。所以从此我就致力于做一名国际新闻报道记者。

当时有国际新闻专业的大学全国只有几个，北京大概有国际关系学院，上海有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复旦大学，然后就是厦门大学，其他的学校可能就没有国际新闻专业。本来我很想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复旦大学，但是这两个学校有一个问题，进去之后你首先要学习英语专业，两年以后才能够去报考国际新闻专业。我当时的想法是也不是不可以，即使先学两年英语也没有关系。但是后来厦门大学的新闻系来我所在的中学招生，我参加了笔试、面试等一系列考核之后，他们还比较喜欢我，所以就给了我一个offer，也就是免试资格，在当时叫做保送。我想那也挺好，而且当时的厦大在国际新闻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优势的：第一，她很年轻。第二，在于她的教学方式，她是中国第一个设立传播学和广告学专业的学校，而且厦大的整个理念还是比较新的。

当时老师跟我们说，我们以前去国外采访需要四个人，一个会开车的人，因为需要司机；一个记者，因为要写稿子；但由于不懂英文，所以还需要带一个翻译，把中文和国外进行交流翻译；另外还要带一个摄影师，因为不会拍照。所以文字、图像、语言和交通，这四个东西分别需要四个人承担。当时厦大的老师跟我们说，我们厦大就是要培养四合一的人才：会开车，会采访，会用多种语言进行工作写稿，然后还会摄影。事实上5年教育下来，除了没有教我们开车，其他还真的都教会我们了。

所以从当时来看，我觉得厦大理念还是很好的。既然厦大给了我offer，我也愿意接受，所以我就这样来到了厦门大学。

当时厦大的传播学因为是一个新立的系，我们就只有两个专业。我们前面只有一级84级，我们是85国新和85广告。我印象中国际新闻班一班只有十几个人，广告班大概三十几个人，所以我们入学的时候只有两个年级，整个系加起来可能只有不到一百人的样子，其实应该是厦大里的所有院系中最年轻，人数最少的一个学院。

我们85国新班才18个人，9男9女。但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传播学专业，我们整个的国际新闻和广告专业，应该是厦大里招进来考分最高的。我印象中当时英文满分是100分，我们班18个同学的最低分是97.5，所以其实大家英语都非常好。我们班除我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保送生，一共就我们三位。其实我们的学院当时在厦大是非常亮眼的，就是整体的学生素质，整体的考分，整体的水平和我们的办学理念在厦大是非常领先的。也可能我们自己感觉良好，但是我们觉得厦大的新闻传播学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专业，大家会因为成为新闻传播学院的学子而骄傲。

我们那时候教学主要分了几个方面，因为是国际新闻，所以英语本身是我们的专攻，我们对英语是非常重视的，也有几位非常优秀的英语老师来教我们。大学5年中，新闻学和传播学相关的专业课，其实都是由国外的老师来教授的。我们先后经历了四任老师，当然他们不是教同一门课，是教不同的课，在当时，这些老师的素质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当时是和香港中文大学合办学院，所以很多老师是通过香港方面请过来的，都非常能干，而且非常睿智。

还记得我们的第一个新闻学老师是叫James Stanford Bradshaw，他是美联社南美分社的社长，他的太太教我们英语口语。这两位老师特别是Bradshaw，他是非常资深的新闻记者。我们的传播学是UCLA的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Ted Smythe来讲的，同时我们的摄影是Keith Kenny教的。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英健，是我们的最后一任传播学的老师Janice Engsberg。

所以基本的专业课都是在由海外的专家，而且很多是从业界直接过来，而不仅仅是从学界过来的。在专业方面，他们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对我们了解传播学和新闻学的一些规律，发挥了启蒙的作用。其他的课可能跟现在差不多，包括一些公共课等等。当然我们也会参加去上一些广告学的课，因为当时就这两个专业，我们也会去听广告学专业的一些课。

其实我读书的时候就这两个专业，一个是国际新闻，一个是广告。在当时，广告市场刚刚开始形成，其实我们很多学广告的同学，84级广告和85级广告，他们许多人在中国广告界是赫赫有名的，因为他们打开了中国广告职业这个大门，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

严格意义上来讲，新闻其实应该是我们国际新闻专业的主攻方向，我们更应该是去做新闻人。但是由于我们当时是叫新闻传播系，所以我们在很多课程上是有共享的。

我后来的很多工作也不能说是因为在学校里上了一些广告相关课程，或者因为对广告行业有一些了解，就说我们和这个行业发生一些关系。我觉得不能简单这样讲，我觉得这是一个理念问题。广告学作为一个效果导向的学科，它的最终目的是达成效果，所以它的宣传意味就更加的少。它在达成效果的时候有一系列的理论，比如说关于消费心理学，市场研究等等，比较理性的一些研究和手段，这些其实在传播学中是通用的。而我们以往中国的新闻学教育是不研究这些东西的，所以我觉得正是厦大有这样一个专业的交叉，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也就是说，即便是我们在做新闻的时候，在做经营管理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到怎么通过一些广告学的方法去研究受众，去研究如何达到传播的目的。因为你传播的最终效果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不管是广告也好，公共关系也好，还是新闻也好，其实最终都是会达到交流和信息沟通以及观念影响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广告学对我深层的影响是有的，但是不能简单的因为我上的某个广告专业的课就让我怎么样，而是我们整个院系的设置，它给你一个mindset（心态、倾向），给你一种思维的启示。在当时来讲，厦门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是四大特区之一，所以它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思想和观念。我觉得广告也好，传播也好，在当时都是很新的一些观念。 

其实也不完全是国际新闻，就从整体做新闻来讲，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它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一种职业理念，职业方法的一种培养。

就像现在很多人都在探讨的，清华的新闻传播专业本科生取消招生了。我也在媒体管理工作岗位做了很多年，我们其实发现很多学新闻或者学传播的人在工作中前期比较好用，因为他们基本学会了一些方法和技能，比如写稿的技巧等等。但是他到后期就不好用了，因为他在很多其他专业领域是有欠缺的。

比如说我如果做财经报道，我可能宁愿去找一个经济系毕业的学生，然后我去看看他写作的能力如何，或者我去培养他的新闻素养。可能我培养一个新闻系的毕业生需要4年。但是我可能只需要1年或者半年，就可以把很有悟性的一个经济系的学生培养成一个经济报道的记者。所以有时候重点在行业的专业领域，而不是在纯粹的新闻专业方面。

不是说新闻素养的培养不重要，而是我认为要明确新闻培养重点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其实还是个方法论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新闻，你怎么去判断哪一些事实是真的是假的，你用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去看待你收集到的这些内容，你怎么去组织这些内容，这些方法其实都是非常严格的。这种在新闻传播学方面的一些历练，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包括现在很多自媒体在做新闻，大家看到了最近这几年来自媒体和标题党的泛滥，这对新闻，尤其是专业新闻，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反向推动。其实让更多人觉得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新闻，因为更多的是一些情绪的宣泄和对一些歪曲事实的转载和表达。

你作为一个新闻专业的人，一定要比非新闻专业的人更职业，更具有一种科学的精神。简单的讲，如果别人说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什么是什么的时候，你作为一个新闻专业的人，你要一个字一个字去问：第一，什么叫大多数？50%是大多数还是80%是大多数，大多数是怎么来的，谁告诉你是大多数的。第二，中国人，什么是中国人？指的中国的城市居民还是中国的乡村的居民，是中国的海外华人还是什么？如果一个人对某一个观念，有不同的看法，有一个赞同或者一个否定。你要把这个观念本身拆出来，看看这个观念是不是大家都认可的。比如大家都认为有种族歧视，那到底是什么是种族歧视，你究竟了解不了解这个定义本身是什么。作为一个新闻专业毕业出来的人，你就要比别的专业出来的人更注重对事实的厘清和事实的判断，要有更高的水平，和更严谨的态度。

这就是你在整个4年或者5年学习过程中，你需要通过学习和思考，去提升的能力。所以你从学校出来的时候不仅仅要知道怎么写5W1H[i]，知道倒三角写作，知道语言的一些技巧而已，你要更多学习的其实是精神。就这一点而言，是新闻专业以外别的专业不培训的，或者说别的专业不会在这个方面下那么大的力气。包括采访的技巧，你去怎么判断这个人到底告诉你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你怎么样通过一次简单的采访直达事实本身。你怎么去读懂数字，怎么通过公共的媒体渠道和公共的信息渠道去分析厘清这些事实本身，去发现问题，去寻找突破点等等，这些东西是新闻专业的一个培训的关键点。

所以可能你们也经常看过，类似像法拉奇这样一些在采访方面非常有建树的记者，你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采访的，怎么去抽丝剥茧，怎么去找到事实本源。从培训、从教育上来讲，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培养大家拥有这种理念。但是你们不可能在四年中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下成为非常具有专业能力的一个人，这个是需要长年积累，也要求你对这个行业有足够的敏感性和足够的信息来源。

在基本的科学化思维和新闻人的职业道德驱使下，你要去更多的了解这个世界。你需要大量的阅读，需要看到更多的东西，然后要破除这种所谓的信息茧房。你要看各种各样的内容，从中间去找到你要报道的点。因为严格意义上没有一个报道是纯粹客观的，你只有那么30秒一分钟的新闻时间，你只有那么500字，1000字的这样一个版面，你选择谁不选择谁来说话，其实就是带着主观判断的。你能不能选择具有足够代表性的，足够能够阐释事实本源的，那就是考验你在之前的学习培养和在之后在对事件有无充分的了解。其实做好新闻是蛮难的一件事情，你需要做很多功课的。

[i] 新闻写作六要素：何人（Who）、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为何（Why）、过程如何（How）

做新闻的人，哪怕是直到今天仍然应该到北京来。北京市它是所有信息的汇总最高点。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曾经有过三个媒体的信息的高地，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广东，一个是上海。但是广东和上海这两个地方现在都已经比较失落了，但是北京还是很强的。

在我们当年更是这样，那时候广东还没有起色，其实主要是北京和上海比较强，你如果想做新闻就一定要到北京来。所以我当时想做新闻，确定自己想做国际新闻，同时我认为中国日报很酷，也拥有我理想中的工作环境，所以当时就选择在中国日报留下来了。

在中国日报，我刚进来最早的时候跑过一段时间新闻，之后不久我就被任命为中国日报的科技记者和科技版的主编。所以我刚进来不久就负责了科技（science）、技术（technology）、医药（medicine）这些内容。其实我负责的报道是很杂的，涉及到科学、技术、医药和环境等等，基本是偏理科的自然科学领域的这些报道。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而且我专门有自己的一个版面。

所以当时我一来就能去作为一个版面的主编，这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也非常感谢中国日报当时能够这么器重我。我在中国日报做了两年科技版的主编之后，中国日报又派我去美国进修了一年，我在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和美国夏威夷大学再进修了一年，之后再回到国内来。所以我是两次被“吓大”，一个是厦门大学，一个是夏威夷大学。

回国那时候互联网刚刚发展起来，我在美国的时候，最早的互联网是American online，那是非常早的一个互联网早期形态。主要还是依靠邮件，以及非常简单的网页等等，偶尔有一些图片。

那个时候因为我在中国日报这么多年，我就觉得互联网模式可能对于像中国日报这样一种需要对外传播的媒体来说价值是特别大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和我另外一个搭档两个人，开始跟中国日报提议说我们要做中国日报的online version（在线版本）。我们当时起步的非常早，94年开始筹备，95年我们的网站就上线了。那个时候如果从中国中央级的媒体上来讲，我们是第一家上线的中央级的媒体。从那时开始，中国日报的主要传播方式除了传统的报纸以外，互联网传播也打开了一个局面。最早的时候中国有5个重点国家级的新闻网站，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等。那时候连央视都还不是重点新闻网站，所以我们中国日报确实是做的比较早的。

当时还有一个重点是，其实不是报社拨款来让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是要自己养活自己的。所以我们同时是一个公司化的运营，我们需要去挣钱去养活整个团队，包括整个网站的运营等等。我们最早的时候因为跑科技新闻，所以脸皮比较厚，就跟当时的方正集团借了几台电脑和打印机。因为那时候电脑很贵，一台286的电脑都要2万多块钱，一台笔记本电脑也是2万多块钱，非常贵。那个时候2万跟现在2万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那时候2万就现在差不多相当于10万块钱的概念，相当的贵。然后我们向报社借了30万，然后我们在中国日报借着中国日报公司的名义，开始做互联网的服务。那个时候我们的第一份合同是跟张朝阳签的，张朝阳那个时候还没开始创立搜孤，还是在他之前的一个公司叫爱特信。想来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但是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当时那是互联网的早期形态，非常早，在94、95年的时候。现在家里的带宽都是几百个G，或几百兆，最次也是50兆。但是我们当时的带宽才2.4K，一兆不到。当时有很多国外的公司，他们想看我们的内容，但是他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路由器，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卖。我们会做贩子，从批发商那去买来这些路由器，就是刚才讲的2.4K的，就慢的不能再慢的路由器。然后我们会加价卖给这些人，这些世界500强的企业，所以我们就能挣到了一些钱来去保持我们的运营等等。与此同时我还做一些其他的相关的服务，所以最早做互联网还是比较难的。

但是2000年以后，国家很重视互联网，就开始对包括我们在内的这些重点新闻网站给予一些支持。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互联网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了。2000年以后中国的互联网就开始大步的腾飞，整个媒体的网站也在快速的去扩展他自己的领地。所以如果从工作上来讲的话，其实我在中国日报工作主要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我做科技版的主编。第二个部分就是做网站，我是中国日报网站的创始人，同时也是网站的常务副总裁，后来又是网站的执行总裁。所以我主要负责的其实是运营。我认为广告学对我多少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因为我更多的是负责内容的营销，内容的生产管理和对外的合作，包括投融资，营销销售。所以当年大学的教育多多少少对这个方面还是有帮助的。

差别还是有的，我进中国日报以后的第一个老师特别好，老师叫吴景枢。他是一个很资深的记者，是当时美国在上海开的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英语方面非常强的老记者。我记得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大概也就英文加起来300字，第一次被老师批改。那个时候批改，还是手写的方式，改完以后，通篇都是密密麻麻的红色。几乎就没几个字是你的了，可能除了“by周结”是你自己写的以外，其他没有一个字是你的。所以我当时也很受挫，是因为我是学了5年的新闻传播学，还实习过，还学了这么长时间的英语专业和新闻写作，居然被改成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这种批改是使我收益最大的，因为你从他改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自己确实是不足的，包括怎么样写新闻，怎么样厘清事实，怎么样用更加明确简短的语言表达事实的真相。我当时自己还是挺努力的，那个时候反正是个单身汉，基本天天就在办公室待着，除了吃饭和回去睡觉之外，基本就不离开我的办公室。所以很快老师改得越来越少，上面的红字越来越少，我的信心也就越来越多，觉得我还是成长得很快的。

我觉得在职业教育中，学校跟业界的距离其实还是很大的。我们现在也用很多大学毕业的学生，发现他们刚来的时候其实不太适应工作，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那几年在厦大的时候，那些专业老师就给了我们很多很新的新闻理念和很好的教育。

中国日报它本身就是一个采用西方传播方式去做传播的一个机构，所以我跟中国日报很契合，跟中国日报的磨合时间很短。包括为什么我能够被任命为科技版的主编，我觉得也跟我的大学所受到的相对比较职业化的训练和自己的基本能力有关。但是假设我去的不是中国日报，是另外一家媒体，它可能不是采用这种模式去写稿子，那可能我就不太能够快速适应。

我做第一份工作的时间太长了，想换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我在同一个单位里面做了17年，虽然是在不同的部门并且工作内容也是有变化的，从最开始的记者到后面的主版编辑，主编，到管理市场的常务副总，然后到后面的通盘管理整个网站的执行总裁。其实我每隔几年是有一个台阶，是有变化的。但即便这样子，我觉得还是想换一种活法。所以当时就提出辞呈，反正不想再做这份工作了。然后那个时候也正好是科技，特别是移动科技和视频在快速地引领整个互联网的发展，所以我当时去了一家高科技、做视频技术的一个公司，也是我更多的觉得自己对于视频方面，对技术方面更感兴趣，所以想去尝试一下这个方面。我当时其实也是作为一个股东去参与的这个公司。

我虽然学的是文科，但是从我的报道经验，包括后来在中国日报网站管理，我更多的在做跟运营技术相关的工作，所以我当时也是想尝试下技术对于互联网的一个驱动。我觉得自己那几年在这家公司做的也很有意思，这家公司现在已经做得很大了，在5G方面也有很多的创新，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一个项目，我觉得这段经历还是挺有意思的。

中国网络视听协会是随着互联网的视频化社交化应运而生的一个协会，它是由广电总局在主管的。更多地从事一些行业的协调，行业的研究，包括一些行业活动的策划和执行实施。协会联络的机构就非常多了，因为当下在互联网长视频方面，有像腾讯、爱奇艺、优酷、B站等等，这些是在长视频方面做的比较好的。

随着短视频的普及，抖音、快手，小红书、趣头条等这些新兴的短视频的平台，以及包括喜马拉雅、得到等这些音频品牌都在快速成长。传统的互联网公司，包括像新浪微博，网易，淘宝这样电商网站，其实也越来越多的陷入到视频行业里面。而且每天都有一些崭新的视频应用，视频服务，视频APP在上线，所以视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协会它主要就是协调这个领域和这个领域的业界同仁，包括各种相关方：政府，业界，学界等各个方面，让大家可以共同来探讨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些趋势。

我们现在做的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也是一个平台，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有更多的交流。我们也有做一些行业的培训，行业的一些小型沙龙研讨会等这些对行业有促进意义的活动。所以协会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活跃，比较年轻的一个社会团体，但现在也在业界被越来越重视，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视频化”，特别是在5G来临以后，视频化几乎是一种全面性的潮流，作为这样一个扎根于视频领域的这么一个协会，它的作用就凸显出来。还有一方面是关注传统媒体的转型，现在像是央视、湖南卫视、江苏卫视和浙江卫视，这些电视台在互联网上其实都是有很多的它们自己的努力：有些电视台在做集合的整合平台，包括芒果TV成为以娱乐为主的这种内容的提供商，浙江和江苏卫视等这些一线电视台，他们的碎片化内容和短视频的传播营销等，大家其实都在做很多的努力。我们其实也是很关注这些方面。

除了这些电视媒体，其实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些纸质媒体，包括我曾经工作过的中国日报其实在视频方面也做得非常好。这些都是现在全媒体视频化、全息化的趋势。所以我在协会里还要负责去跟这些机构去做联络协调，也就是我们来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它有会长，副会长等等。它的核心运行的机构叫秘书处，在秘书处我是主持工作的常务副秘书长。

其实互联网的进阶还是比较清晰的，最早的时候从我们创业开始做互联网时候是1.0的版本，它其实基本是图文版本，就是以图文信息为主的一个传播。在2.0的时候就加入更多的互动，网民的声音被听到了。但是互动的时候也都只能以文字为主，所以当时有博客。可能你们那时太小了，还不知道博客，博客就是非常长的一篇文章，你要写得很好是很难的。然后后面又出现了BBS、微博，那是更短的形态，一开始只有140个字，后来又增加自由度了，长度又不受限制了。总体而言2.0时代互动其实是互联网的灵魂，因为没有互动就没有互联网。所以在1.0的时候，互联网和我们的传统媒体一样是mass communication，现在你们学的也是mass communication，就是一对多的传播。到2.0的时候它就开始多对多了，你的声音可以被更多人听到，但是这些更多的是以文字的形式和图片的形式。

其实2.0时期虽然说有很多的互动，但是它的门槛是很高的。只有经过例如大学这种非常好的教育的人才能够写出被大家所阅读的内容，它其实是有一种霸权在里面，霸权就是你的知识，是你的写作能力。但是更多的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人，他们不懂怎样去用语言去描述他自己的心理，他的心态，一些有文采的东西只有非常强悍的这些作者才能够写出来。包括现在自媒体它的门槛也是很高的，类似像六神磊磊这种文字上非常流畅、非常有才华的这些人。

但是直到短视频这个时代，先不说它是不是一个时代，短视频是赋予更多人更多权利的。即便是一个老农民，他今天在油罐车爆炸的现场，可能写不出140字的新闻，但是他用一段短视频，他就可能成为一个被数百万人上千万人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方面，短视频其实是平权。一个农村的小孩子他可以天天拍他怎么捉鱼，就很朴实，他就直播自己做鱼，他直播自己种菜，他直播到山上去采蘑菇，他直播自己行走天涯。原来你是根本看不到这些人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写作，但是短视频赋予了他们这些能力，使他们能够用比较低的成本去制作属于他们的内容，使他们的生活能够被看到。

所以短视频我一直认为是最具有普惠价值和平权价值的一个媒体形态，它赋予更多人表达的权利和表达的能力，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当然信息量上也是更大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至少对于公众来讲信息是越来越繁杂的，因为能够发言的人太多了，不像以前就这么几个人能够发言。短视频我觉得对社会最大的影响是在这个层面上，就是我们的原来传统的媒体的传播形式被解构了。虽然现在主流媒体还是有很高的可信度和很重要的权威价值，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得到的信息更多都是一些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刷到的内容，不管是事实的表达还是情绪的表达，其实这个都是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的。

新闻联播不是也是由许多条短视频组成的吗，为什么不是短视频呢？因为新闻联播还是一个one to all，它不是一个互动性的一个媒体形态。短视频因为它是基于算法，基于社交平台的，所以它更多可以通过短视频的形式传播，它有更强的影响力，而且它是公众重复参与的信息传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也好，算法也好，社交圈子也好，对短视频的传播，短视频的发展，其实都有很强的一个界定性。

界定性其实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因为以前信息传播是由专业的学生，专业的媒体工作者去做，专业人士对信息事实本身是有非常严格的筛选的。但是短视频创作者可能拍摄的只是事实的一部分，也可能是他自己就有偏见。先不说他是否是故意的，有的人是故意去歪曲事实的，但有的人可能他就是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传播学也学过，每个人都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所以他就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全部。这个时候再加上算法，加上信息茧房和社交内部的封闭式传播，短视频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就是说你的信息虽然量大了，但其实你得到的信息是不完整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找到一种比较合理、比较高效，同时又是比较接近于事实本身的一种传播形态，这可能是业界正在探讨的一件事。可能以后你们毕业出来就会直面此类问题。

对于此类问题，政府的监管是一部分，但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靠政府的强力监管，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技术上的一些手段，也有企业作为平台的自己的一些责任。包括算法上的不断优化，包括我们每一个视频制作人在法律上的一些法律约束，包括短视频创作者自身能力素养的提高。这些都是一个系统的自我优化，不是简单靠政府监管就能完成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传播学专业或者新闻学专业的学生，他可能要具备两种能力：他既不能够仅仅是做出和山里的大爷一样的内容，那他的学就白上了。他肯定在这方面有他的思考和他的制作能力，他的思维是要比一般的人更高的。但他也不能成为以前那种高高在上的这种人，不能完全以一种教育的口吻来做的新闻性内容，所以学生要在这两种人中间寻找空间。

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做的比较好的一些短视频的团队，像李子柒的视频，李子柒他们还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在做。我想我们的毕业生能够在这个方面努力，她做的很亲民，非常的接地气，跟一般的这种视频不太一样，同时又具有独特的审美。

所以我觉得如果从教育培养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的学生一方面要学会在新媒体的形态如何去表达，学会用比较年轻化，比较贴近用户，打动别人内心的一种方式去表达。这个就具备刚才我讲到的两种方面的能力，一方面是对事实本身的清晰的评判，另一方面是在制作方面，要学会用一些非常朴实、非常网络化的表达方式。这两个方面，要找到这种中间化的一种形态，就是既符合新闻传播的一种规律，符合事实的本源，同时它又有很好的传播效果。

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传播学的学者也好，我们的毕业生也好，应该具备的能力就是你怎么样做一个10万+的一个短视频，同时你又把你想说的事情说得非常透。

比如我们在疫情期间有一个公众号叫paper clip（回形针），它就是通过很简单的方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非常好。我想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专业能力需要有的，但一般的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同时我们又要比央视做的那些内容更接地气，更清晰，也要更懂得消费的心理。所以这点是我认为我们新闻传播学者应该努力的方向。

人为什么做一件事情，其实有很多偶然性在其中，也可能跟你的性格本身有关系。我觉得我自己可能还是对于传播本身有很强烈的兴趣。这些年来，即便我当时在科技公司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要用科技手段去赋能传播。可能未必说我一定有什么新闻的理想，但总体来讲我是对新闻传播本身还是感兴趣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传播改变了很多。

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它对人的影响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我作为一个从早期开始就介入互联网的一个专业人士，称自己为一个观察者也好，参与者也好，我是非常乐意看到互联网改变并且影响整个社会的。

另外我觉得互联网让人一直会觉得自己很年轻，因为你不断的在尝试新的东西，永远都在学新的东西。我个人是不太能够接受一个按部就班，不断重复自己的工作的这样一个职业，我想这个就是我对传媒行业感兴趣的地方。

因为我中间也接触过一些咱们的学生，包括来北京实习的，包括我在中国日报的时候，其实也招了我们不少的学弟学妹。我觉得厦大学生要再活得大胆一点。我觉得我们厦大学生偏保守，做新闻、做内容一定要胆子大，特别是做学生，要成为一块去吸收水的海绵，你要更加的活跃，不要等人家给你灌东西，你自己要去努力去尝试。所以我觉得像厦大学生应该更活跃，更大胆一些。

另外我也希望同学们更多的进入主流。我多多少少觉得现在的孩子有点小富则安，希望过得很舒服，也可能是因为现在家庭条件都很好，然后大家做事情也不是特别的拼。我们自己的经历就是，我们要拼出来，才能比别人强，然后拼的时候你要去一个大的战场上去拼，你不能在一个小池塘里头拼出来。如果想做事情的话，要到更大的舞台，更主流的地方去拼。我觉得不能够窝在一个非常舒适的区域里面去做舒适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是有点理想主义情结。我发现现在的大家并不是这么想，许多90后、95后可能都更多考虑自己生活，自己的爱好。但是我是觉得人就活这么几十年，不去大胆一点，不去拼一下，不去主流的地方去逛一逛，哪怕碰个头破血流，你再回来到小圈子，天天跟朋友们吃吃喝喝也可以，但是有没有这个经历，是不一样的。

曾经有人说过一个故事，说在海滩上有一个乞丐和企业家两个人都躺在那里晒太阳，听任海风和海浪在抚摸自己的身体。然后乞丐就问企业家说你之前都做过什么？

企业家就说了各种我曾经经营过什么企业，做过的宏大的事情。然后我现在退休了，就想享受一下，所以坐在台阶上边去晒太阳。之后企业家问乞丐说你做了什么？乞丐说我这一辈子一直在乞讨，然后我现在也老了我也不想跑了，我就天天晒太阳。之后乞丐就说，那其实咱俩一样，咱俩不都在这里晒太阳吗？你也没有比我拥有多一分阳光，比我多一寸的海水。

但我认为这个故事是不一样的，我不认同乞丐说的话。我不是一定说企业家有钱会怎么样，或者其实可能企业家到那个时候他也一无所有了，他跟乞丐是一样的贫穷。但他们都躺在海边的时候，我相信当企业家他看到的这片沙滩和阳光，和乞丐看到的沙滩和阳光，在他们内心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们是做真正有过经历，有过故事的人，然后等他们老了以后再去享受沙滩和阳光。

采访 | 马雪晨

撰文 | 马雪晨

编辑 | 覃晓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