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4日下午，厦门大学新闻学研究所在厦门大学思明校区新闻楼四楼会议室举行第34期新闻学茶座。本次茶座的主题是“人工智能与新闻业的未来：从媒介史的视角探讨信息技术在新闻业变迁中的角色”，两位主讲人分别为厦门大学信息学院周昌乐教授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苏俊斌副教授，他们以对话的方式对该主题进行了讨论，并与现场听众交流互动。本次茶座由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毛章清老师主持，厦门市台湾学会秘书长杨仁飞、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岳淼教授、佘绍敏副教授、厦门大学信息学院、人文学院、新闻传播学院等多个学院30名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参加了本次茶座。
周昌乐：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密切相关，新闻业的发展要从人类自身优势出发
周昌乐教授首先发言，他通过猜谜语的形式向观众提问：“来自东南西北，打一个英语单词。谜底是什么呢？是NEWS。”周教授说到，news是由四个字母组成，拆开来看可以看作代表东南西北（north，east， west ，south），而新闻就是来自五湖四海。新闻的传播需要传播渠道，周教授进而谈到了人类历史上传播技术和手段的变革。他对信息的传播方式进行了回顾。传统的新闻是通过百姓之间的奔走相告进行的，后来美国科学家发明了电子管，实现了人类第一次跨越大西洋的电子通信；随着技术的发展，电子计算机成为重要的技术支持。互联网的发展，又使我们的传播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手机，电脑都是以此为基础运行的。我们可以用手机随便发信息，而这也带来了此后的信息量爆增，信息过载的一个后果是信息真实性难以确认，这个时候就需要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辨识和聚类，利用大数据进行数据挖掘，寻找大量数据里面的可利用之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是密切相关的。
周教授接着为大家介绍了目前世界上前沿技术，分别是脑机融合技术、合成生物学。周教授介绍说，在2018年“Nature”上的一篇论文讲述了三个美国人用脑机双向通路共同完成一个俄罗斯方块任务的研究过程。周教授据此结合相关影视作品进行大胆设想：也许以后可以用脑机融合技术连接人类和机器人，就是说机器人去处理社会事务，他们获得的情感体验直接传输回人类的大脑，然后人们可以进行脑联网，由此实现信息的快速传达。周教授指出这种处理信息的方式极大地威胁新闻业的存在。
周教授对新闻工作者进行警示的同时，也深入阐述了人与机器的区别。他提出：“人类的优势就是拥有具备创造能力、有情感体验、有自我意识的大脑，这是远远超过机器的。人类会犯错误的，不要小看这一点，因为创造能力的基础就是犯错机制，如果人类不会犯错，那么人类就不可能创新。”周教授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如历史上其他技术一样，必然会带来职业的更迭，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明辨人与机器区别的基础上，注重培养人类的优势特点，跟上时代的脚步，从而在社会分工里保住自己的地位。
苏俊斌：信息技术对新闻业的影响不是单方向的，
对新闻业未来的思考要包含三个层次
接着周教授的发言，苏俊斌博士引用了两个事件对周教授的发言进行了补充，他首先提到1844年有线电报诞生之初就被用于传送新闻，通讯的速度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1858年跨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铺设，更将两个大陆纳入即时通讯的可及范围；随着电报技术在新闻业中的应用，新闻的表达方式也出现了新的改变，新闻通讯社所提供的新闻产品转而采用了一种不持党派立场的写法。这两个事件，可以为周教授所提出的“信息技术对新闻传播业的推动和改变”观点提供佐证。
苏俊斌博士接下来又对周教授的“技术改变新闻业”观点进行了修正。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只看到技术对新闻业乃至对整个社会的单向影响，实际上社会也对技术演化也产生作用。他举例说，“新闻纸”作为打印在纸张上的新闻其实早已有之，但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报纸。进而提出“判断现代意义上大众传播的诞生并不是依据其技术器物的层面，而是依据其信息交换的方式”。现代意义上大众传播的本质特征为：内容以近乎免费的方式播撒；单方向、无差异传播。位居传播系统中央的传播者要承担巨大的传播成本，普通人并不具有这样的能力，这就决定了传播者和接收者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是差异悬殊的，传播者掌握着优势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而当今基于新兴媒体的传播与之前基于传统媒体的最大不同，在于信息接收者被赋予了发布信息的可能性。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先后出现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兴起了以旧三论为代表的系统思维，以系统方法分析人的大脑机能，逐步设计出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器。与此同时，1969年Paul Baran提出的分布式通信网络象征着对工业社会通信系统的强健性问题的求解，这其实就是现代所谓“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雏形，即每个节点都可以传送信息给其他人，即使某个节点出现问题，整个通信系统也可以继续正常运行。
苏博士总结说，技术变异是没有方向性的，而人类的需求是有方向性的，适应人类需求的技术变异获得生存。这实际上是一种适者生存的演化机制。利益集团以投资的方式对技术进行筛选，只有被选中的技术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才能发展出与其相适应的商业模式。这都说明了并不是技术单方向推动社会（新闻业）发展，而是社会反过来也塑造着技术演化的轨迹。苏博士据此提出，我们对新闻业未来的思考要考虑三个层次：最基础的层级是技术（人造物）的层级；进而是围绕技术（人造物）的运行而形成社会组织的层次；最后是该社会组织所镶嵌其间的宏观社会结构。当今人工智能的发展，体现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具有某种自主性，这是一种人与机器、社会与技术双向选择、相互作用的结果。
周教授赞同苏博士以“进化论”方法对技术发展进程的理解，他以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及其发展状况为例，指出技术具有“需求导向”，即技术发明能否传播开来与老百姓的需求密切相关。
周昌乐：反对资本垄断，发挥大众对新闻舆论的影响作用
苏俊斌：以全球化视野重新衡量新闻业
关于受众对信息的需求，周教授提出了“谁决定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能报道？”的问题。苏博士回应说，大众传播的模式决定了处于传播系统中央的传播者需要对内容进行筛选和过滤，传播者是“把关人”，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进入新闻生存的诸多环节，“把关”过程往往是由人与算法协同完成的。未来网络和智能将会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信息产业资本的推动下，生产日益集中，最终会不会出现“超级把关人”，使得信息技术的演化反而走到了人类信息需求的对立面呢？
周教授分析说，“超级把关人”的存在实际上是资本垄断所导致的问题。当前互联网和信息产业里大公司靠其强大的资本力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垄断，损害了信息共享和信息流动。我们应该反对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人而不是技术，技术本身是没有价值倾向的。另一方面，大众媒体也会受到大众舆论的影响，在一些网络舆情热点事件中，屡次出现网民舆论影响主流媒体议程的情况，说明大众也是有主动性的。网络和人工智能在技术上提供的可能性是跨地域的，未来网络社会发展的趋势一定是全球化的社会。
苏博士赞同周教授关于全球化社会的看法，他认为当代媒体的演化总体来说受到联网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影响，在这个潮流之下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们相互依赖关系更加紧密，新闻业更迫切需要以全球视野来选择新闻议题、审视新闻价值，而这就是“全球新闻（global journalism）”未来发展的社会土壤。
在两位老师阐述完自己的观点后，主持人毛章清对两位老师的发言和对话进行了要点梳理，然后他向周教授提问，“新的传播技术将如何促使新闻业发生变迁？”
周教授认为，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与计算技术的区别就在于现在的算法有更多的数据支撑。数据掌握越多，对全局的掌握也就越好。但是另一方面分析数据是统计意义上的东西，会抹杀个性化。新闻界对个性化的需要会极大程度地影响其未来发展，在客观性方面人工智能有极大的优势。
针对周教授关于人工智能在客观性方面具有优势的观点，苏博士明确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人工智能可能会存在算法偏见。人工智能的特点在于“不知疲劳，效率高，可以处理大量信息，能够发现以前基于人力难以达到的新的洞见，‘数据新闻（data journalism）’有其优势”。但是不能把这种优势绝对化，人类应该在机器智能的基础上发挥理性作用。
在观众提问环节，有人问道：“在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报道中我们应该怎样辨别真假呢？”苏博士认为信息可以分为“真的假新闻”（对真实报道的断章取义）和“假的真新闻”（谣言）两类。他通过明晰信息种类，帮助同学理解新闻的真假所在。而周教授则指出同学应该丰富自己的阅历，通过传播者的文本选择剖析其文字背后的目的。有人提问说：“请问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当下，是否会加剧假新闻产生？”苏博士以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选举为例，阐释算法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以“洗稿”盛行、过期消息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等例子指出“人工智能为‘真的假新闻’赋能”的客观事实。
最后，主持人毛章清老师对本次茶座的讨论进行总结。他表示对于技术的发展我们根本无需恐慌，政府和市场都在为此努力，融媒体的出现就是新闻事业转型的有力尝试。而众多新闻从业者最终实际上是要回到新闻的本真上来，首先要解决新闻何以存在，进而解决新闻以何存在。无论传播媒介怎么发展，归根到底要明确新闻是为何传播，为谁传播的问题，这才是探讨新闻业发展的要义所在。
周昌乐是厦门大学信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理论计算机科学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曾任厦门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他的研究方向是仿脑智能系统、自然语言处理、艺术认知计算等。苏俊斌是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系副主任。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其研究方向为新闻算法伦理、社会网络传播等。
（尤佳、李悦闻记录整理，经周昌乐、苏俊斌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