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5日，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主办的“厦大新闻学茶座”（31）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行。围绕当下热点事件，日本阪南大学洪诗鸿教授以“日本媒体怎样看待华为事件”为主题，从经济学专业的视角，与在场四十余名师生展开交流。
在正式梳理日本各大媒体对“华为事件”的报道之前，洪教授先对此前华为在日本的知名度和发展状况进行了介绍。
洪教授提到，在今年12月之前，日本曾有“深圳热”和“华为热”的现象。这首先体现在一些日本经济团体和学术团体纷纷组团访问深圳，他们对深圳的创业环境、网络经济、以及众多的“独角兽企业”都非常关注，华为就是其中的一大重点。与此同时，日本的诸多报纸和周刊杂志频频出现有关深圳的专题，关注深圳的年轻创业者、中国的科技创新公司以及企业专利等等，这些媒体基本上是以相对正面或惊叹的眼光在关注着华为。
而华为事件后各大日本媒体是如何进行报道的？洪教授对日本各大新闻社的报道和新媒体上的声音分别进行了呈现。
作为日本著名的三大综合性报纸之一，《朝日新闻》在事件前曾简要对华为在关西成立研究所的消息进行过探讨。洪教授补充道，华为在日本一共有三个研究所，在招聘日本高科技人才时因给出的高薪曾在日本社会引起了轰动，有些日本企业还表示愿意与华为展开合作。因此在此事件之前，日本报纸对华为已有所关注并且持较为赞赏的态度。在事件发生之后，《朝日新闻》在12月11日曾发出“排除5G”、“排除华为通讯基站”的声音，但都是一些简短的报道，少有评论。针对华为事件，该报12月13日采取惯用手法，即找到两派观点持有者分别发表看法。一方认为继续使用华为的机器可能造成信息的泄露；另一方则认为，所谓网络安全问题并不单是华为的问题，使用任何一个国家的机器都可能产生问题，因此单独把华为机器排除并无法解决问题。12月14日，《朝日新闻》则从美国政界如今高涨的“中国威胁论”对华为事件的背景进行分析，介绍道FBI的官员认为，华为的机器有可能作为情报谍报的机器被使用。紧接着在15日也报道了中国官方的回应，介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对美国和加拿大行为的批评。19日，《朝日新闻》刊登了东京大学教授藤原归一的言论，批评美国的冷战情绪和冷战思维，认为不应该制造新的冷战，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应该可以避免。洪教授指出，从报道可以看到该报在面对华为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比较慎重的。
另一大报纸《日本经济新闻》在华为事件之前曾以比较客观的态度报道过当今时代智能手机已经超越国界的现象，提到在整个日本市场中，中国的手机进步非常快，华为智能手机已占领日本市场将近50%的份额。事件发生后的12月13日，《日本经济新闻》所载文章基本上站在政企不分指控的立场，称对美国敲打华为感到违和。14日，该报对美国排挤华为作出了分析，一方面提到武器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设备厂商——思科公司控告华为侵权，报道罗列了华为跟思科公司较量的一些过程，同时也指出美国对自己高科技霸权的执着态度，曾向日本施加压力。12月16日，该报还对华为P20手机进行了介绍，报道华为产品的高人气。在12月18日，该报对排除华为后对日本企业的影响作了分析，尤其提到日本的几大供应厂商此前与华为的上千亿日元业务往来，在此事件会受到重大影响。19日，该报报道了华为轮值主席胡厚崑对华为安全问题的澄清和该公司花费2200亿日元以应对安全问题的一些举措，还对中美之间涉及机器间谍行为的历史进行了整理。
此外《日本经济新闻》旗下一家面向企业界人士的周刊杂志《日经商务杂志》也在专题中指出，排除华为将使日本企业付出严重代价。该刊同时提到，不光是华为，美国的思科公司实际上是最有间谍嫌疑的，因此美国的机器也并不一定可靠；另一方面，日本企业界与华为有着良好对话，对华为比较认可，二者甚至在一些方面属于利益共同体。比如在华为事件之前，华为前任轮值主席郭平被邀请给日本企业家上课，鼓励日本企业应该更有自信。同时该刊还关注美中对立对WTO自由贸易体系可能产生的破坏，由此对市场较小的日韩等国造成的影响。
《产经新闻》的相关报道并不多，并且十分慎重。只在12月18日稍微介绍了华为每年从80家日本公司购买6800亿日元零部件的事情以及此次事件可能对此产生的影响。
另一大报纸《读卖新闻》在事件之前曾对华为在日本的动向、发展进行过介绍，对华为基本上持比较赞赏的态度。但在事件后，用语开始稍显微妙。比如提到华为是中国技术霸权的排头兵，同时特意提到华为创业者是军人出身、与共产党有很密切的联系等，而其微妙还体现在以上大部分消息都是摘自美国的媒体。日本政府为了配合美国的行动，在涉及行政服务、公共工程等领域禁止对华为设备的采购和使用事宜，《读卖新闻》对此向公众特别是受影响的失业者作了一定说明，相比于其他媒体，其步调跟日本政府比较一致。
除了上述传统媒体，洪教授还对新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事件发生后，在日本最大的搜索引擎雅虎上输入“华为技术”等关键词，搜索到的基本都是华为CFO被逮捕的消息。洪教授指出，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在消息真伪的证实上自我要求不严格，因此呈现出的报道也大多是来自各种媒体、各种信源信息的汇总，甚至被与其他事件进行捆绑，有很多捕风捉影的报道，却少有自己的分析。
而在比较能集中反应年轻人动向的视屏网站YouTube上，阅读量较高的视频基本偏向负面，洪教授提到，这些内容也大多来自欧美国家的报道中一些比较哗众取宠的观点，主要目的是赚取关注度，因此也不太可能有较为深刻的东西。
洪教授还指出，新媒体上也有一些批判日本政府跟随美国排斥华为的声音，但总的来说这类声音还是占少数。
在总结时，洪教授指出，日本的主流媒体，无论是报纸还是周刊杂志，倾向于认为华为事件是美国霸权挑起的事件。原因之一是日本学术界和产业界对美国的这种技术霸权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和宿怨，历史上日本很多的产业在快要超越美国的时候都受到了打压，从上世纪70年代美日的纤维贸易摩擦，迫使日本在纤维、电器、钢铁等产品上自设出口上限；到80年代汽车跟汇率的问题，日本汽车业在美投资设厂进行产业链融合；到90年代的以半导体产业为代表的日美势力范围的划分。洪教授特别提到90年代克林顿政权时期，劳拉·泰森在《谁敲打谁》中提出的 “战略性贸易管理”的概念，即美国放弃WTO的自由贸易原则，在半导体等一些战略性产业对日本进行一连串的市场改造，限制其发展。
回归到中国5G的问题，洪教授认为这是美国技术霸权的故伎重演。洪教授将德国的工业4.0和日本的智能社会5.0与“中国制造2025”进行比较，指出工业4.0的重点在制造机械的智能化和标准化，智能社会5.0的重点在能源环保和老龄产业，二者并没有去抢占美国的面包，而“中国制造2025”宣称要在互联网、通信、宇航、半导体、医疗器械领域成为世界强国，在当前的4G时代，美国的高通把控了技术核心，掌握着主导权，而华为的5G技术标准已经在国际会议上得到确认，在当前的WTO贸易规则体系下，这意味着即将到来的5G时代将是中国掌握核心技术标准，无疑让美国感到危机重重，因此美国政府与思科、高通等公司联合起来与华为进行对抗。
至于受众的识别能力，洪教授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产业链的延伸，报道开始出现阶层分化的现象。在面向企业高端人士、旨在为其经济和商务活动提供信息参考的经济类，其报纸立场便显得相对冷静客观，而其他日本的主流媒体则对中国有比较刻板的负面报道，其间甚至受日本政府看美国眼色的倾向影响。洪教授还提到，以年轻群体为主要用户的新媒体深受网络右翼的影响，声音比较极端，并且大多是为了博眼球，少有理性客观的分析，而今后的舆论战场又主要会在新媒体上，所以必须要引起重视，活用好新媒体。
在讨论环节，与会者从排除华为可能对日本普通民众产生的影响、记者俱乐部制度对舆论的影响、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态度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本次茶座由厦大新闻研究所所长卓南生教授主持。他在总结时补充道，从新闻传播的视角来看，此次华为事件日本的媒体也许对美国的处理方式有所微言，但基本上其编辑方针仍然和官方与跟美国保持一致，特别是在安全保障问题上，不少媒体强调应与体制不同的中国划清界限。卓教授认为，这既与日本记者俱乐部操纵舆论的体制不无关系，也与安倍政权的亚洲外交战略密不可分。来自校内外的师生热烈参与了讨论。
（撰写者：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5级本科生 邹文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