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主办的“厦大新闻学茶座”新年再度开张。日本龍谷大学名誉教授、厦大新闻研究所所长卓南生教授与现场四十余名师生分享他的观察和体验：《明治维新150周年看日本近代化模式》。
本次茶座在新闻传播学院举行，由陈培爱教授主持。陈教授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卓南生教授与新闻学茶座、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深厚渊源，卓教授表示自己中学就读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创办于1919年）与厦大有着共同的校主——陈嘉庚先生，因此对厦大有着深厚的感情，来到厦大讲学颇感亲切。
卓教授注意到，如今很多人在对比中日近代化进程时都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成功了，中国没有成功？在茶座的开头，卓教授就向与会者抛出如下问题：日本的近代化是否真的成功？其“成功”的代价是什么？日本的近代化模式是否值得中国及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得先弄清楚日本的近代化模式是什么。
今年恰逢明治维新150周年，卓教授结合自己留学日本的经历，对比1968年“明治维新百年祭”时日本国内的纪念活动，向大家阐释了当年关于日本近代化模式的论争，以及今年明治维新150年纪念“低调中不低调”。
卓教授生于新加坡，在上世纪60年代东南亚反殖民统治的声浪中抱着“在亚洲研究亚洲问题”的心情，一反当时留学殖民宗主国英国的主流选择到日本留学。1966年初到日本时，一边看到战前“侵略有理”的遗毒还在传播，另一边看到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凄凉街景和民众普遍的信心缺失给了他甚大的震撼。民众难以找到作为日本人的自豪感、闹市中常可以看到断手断脚的日本兵奏着军歌变相当乞丐、战后美国占领军麦克阿瑟将军将日本评为“第四等国”的屈辱感。日本人信心之恢复，应该说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人撰写的《日本名列第一》出版之后。
《日本名列第一》出自美国教授傅高义之手，原是想要警告美国人好好努力，否则会被日本人赶超，但此书在美国并未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卓教授曾经拿这本书作为日本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讨论教材，发现大多数日本学生都可以轻易地找出这本书里跟实际不符的部分，但它却成了一本在日本国内广受欢迎的推销书，因为，不少日本读者看了此书的书名就乐了。
与此同时，受此书影响，学习日本的运动在很多地区展开。卓教授当时供职于新加坡《星洲日报》（《联合早报》的前身之一）。他与当时共同主持笔阵的另一位留日校友邀请了新加坡的前留日毕业校友举行座谈会，就新加坡该如何学习日本展开讨论。彼此达成的共识是：不可盲目崇拜和一味歌颂，既要看到日本近代化的扭曲历程，也要注意其负面影响。比如当时日本由于只追求利润、利益的经济发展而产生了很严重环境问题（当时日本被称为“公害大国”），新加坡就应该以此作为反面教材，吸取教训。卓教授提到，也正是这样的平衡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不少旅居新加坡的日本有识之士面对日本模式被过度美化的不安。
紧接着，卓教授跟大家分享了1968年日本官方高调主办“明治维新百年祭”及日本知识界围绕近代化问题的一场论争。
1968年明治维新百年纪念之际，日本社会正处于“国论二分”的状态，对于国家的出路和走向，以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和最大反对党社会党为首的两股势力针锋相对，持截然不同的看法。前者支持《美日安保条约》，主张跟美国缔结军事同盟并且在内心里希望修改宪法。后者则反对《美日安保条约》，认为该条约使战后的日本人把一切交给了美国；他们反对安保、反对战争、拥护和平宪法，势力十分强大；他们高喊“好男不当兵”、“别把子女送上战场”等口号，游行抗议此起彼伏，学生与警察的武斗时有发生，防卫厅直辖的防卫大学校在日本不被学界承认，自卫队就宛如三岛由纪夫所说的“私生子”。如何在声势浩大的反战浪潮中扭转舆论劣势，如何分化反战、恐战、厌战三股力量，成了时任首相佐藤荣作当局及其舆论机构与智囊的工作重点。
从长期对策来看，教科书和大众媒体肩负主要的责任。通过篡改教科书去说服“恐战”“厌战”的人士，歌颂战争的光明面，并通过对大众传媒的控制操纵舆论，为民众的“厌战病”、“恐战病”开出药方。与此同时，官方还策划了三场大型“演出”，即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1968年的“明治维新百年祭”和1970年的大阪万国博览会，来营造上下一心的“舆情”，增强民众的爱国心和自豪感。
卓教授认为，“明治维新百年祭”跟东京奥运会和大阪万博会相比貌似规模比较小，实际上恰恰相反，后两者都只是一时性的，而“明治维新百年祭”实际上就是想让日本的官方历史观深入到每一个社会阶层。二十余名内阁部长全部出动，重要的团体代表、知识分子被网罗进庆典的筹委会，可见庆祝工作的浩浩荡荡。
通过这三场动员舆论的“大演出”，日式的爱国主义和重新显耀日本国威再度被鼓吹起来，国民的视线被更多转移到历史的“光明面”。
而在官方高调纪念明治维新一百周年时，日本国内知识分子也展开了对明治百年来日本所走过的路的热议。正面评价者认为，明治时代英明的圣贤果断引领日本走上了近代化国家的道路，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曾经拥有殖民地的工业强国；反对者认为，正是因为奉行“脱亚入欧”、“富国强兵”、“弱肉强食”的路线，军国日本堕入战争的深渊，成为一败涂地的战败国，并沦为“亚细亚的孤儿”。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论争中，有一个外国人显得格外热心，他就是美国的日本史专家、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所长，1961年至1966年曾任美国驻日大使的赖肖尔教授。赖肖尔对日本的近代化予以高度评价，首先他认为日本是唯一以自力发展经济而获得成功的非西方国家；其次，日本的现代化经验可以成为后进国的一个指南。
针对赖肖尔大使忽略日本依靠武力和掠夺邻国起家的基本事实，大谈其“近代化”神话的言论，卓教授援引了早期留学日本的台湾大学许介鳞教授的一番话。许教授指出：“‘为什么日本能这么快速达成现代化，而中国却远远地无法步入现代化轨道’？如果从美国学者‘现代化’这种价值观来看，日本近代史包括侵略亚洲的轨迹，正是可以被肯定的了。”卓教授认为，许教授的这番话对于时下某些不明就里、轻率提出“日本能为什么中国不能”的“近代化一切论”者，无疑是敲响了一记警钟。由此可见，赖肖尔对日本近代化模式的推崇，除了“学术上的论争”，还有其作为外交官更深一层的战略考量。
在有关的论争中，当局舆论的诱导也体现在了战后日本某些知识分子对近代日本史的总结之中。
被喻为“国民作家”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将明治史与后来的昭和史完全剥开，他将前者定位为“光明的年代”，后者定位为“黑暗的年代”，为重新激发起日本民众的“爱国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被喻为“开明人士”的亚细亚主义研究者、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竹内好则对战争持微妙态度，而与“司马史观”异曲同工。针对所谓“大东亚战争”，他认为“日本进行的战争，既是侵略战争，但同时也是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因此，日本人对于侵略是负有责任的，但对于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这一部分，就不能只是日本单方面负责”。
卓老师提醒与会者应该警惕以上两种分割历史的迷惑性。卓教授指出，50年过去了，日本当时对明治维新百年论争中留下的一些问题迄今还没得到解决，战前的理论在经过官方的鼓吹和一部分文人的利用与响应之后又被重新包装和再生产甚至“出口转内销”。比如“ABCD包围圈论”、“日本侵略部分有功论”、“近代的超克论”等等，从日本知识界到甚至作为受害国的亚洲人都有人认可或体谅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不得已而为之”。
有关以上这些理论，卓教授指出应该警惕形形色色的“亚细亚主义”。首先，所谓亚细亚主义，它是一个日本人也一直讲不清楚的问题，其基本落脚点是不管你怎么谈，最终结论是日本是亚洲的当然盟主；第二是日本国内的有关“亲（重视）美派”跟“亲（重视）亚洲派”的一些论争，到最后其实都是“亲日派”；第三，如果没有理清这些问题的话，日本人跟亚洲人之间的差距的将会越来越深。
对比起50年前的明治维新百年纪念，2018年的“明治维新150周年”之所以显得低调，卓教授给出了如下的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与50年前需要争取“厌战病”者跟“恐战病”者到官方立场的背景不同，“国论二分”已经不复存在，佐藤荣作时代的分化反战力量的策略已经成功，安倍已不需为此操心；第二，本来是隐隐约约不可提出的理论，包括“近代的超克”和“ABCD包围圈论”，现在已经不是禁区，而且还可以出口转内销；第三，歌颂明治维新的政治家们梦寐以求的修宪即将成功，到那时再来大肆庆祝也为时不晚。为此，“明治荣光”日本人的自信已经回归，大型的“演出活动”已欠缺其迫切必要。
卓教授在结语中指出，“明治维新150周年纪念”表面上的低调与日本不低调的政治日程是相互呼应的。
出席本次茶座的除了厦大新闻传播学院的师生之外，还有外文学院等其他学院的师生及远道而来的华侨大学的老师和研究生。互动环节讨论十分热烈。
（撰写者：厦大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邹文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