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3日，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在新闻传播学院会议室举办了第27场新闻学茶座。受邀演说的台湾世新大学口语传播学系主任夏春祥教授，结合自己对20世纪70年代台湾《大学杂志》的研究，与大家探讨了近代中国文人论政的传统及其流变。他指出，在自媒体的时代，文人论政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特权，人人都可以通过“文化治理”体現文人论政精神，继而以生活游击战的方式实践并参与当代社会的整体发展动力。
在言论传统与新闻实务之间反思文人论政
夏春祥教授首先向师生们展示了宋朝诗人杨万里的名诗《桂源铺》：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他介绍说，1960年9月雷震（1897－1979）因《自由中国》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以及参与在野政党筹组等因素，触犯最高当局被捕入狱；1961年65岁生日时，胡适（1891－1962）不便亲自探访，却手书此诗赠予身系囹圄的雷震。夏春祥回忆说，在军事戒严當时，了解这首诗的來龍去脈，令人深受感动。
长期致力于新闻史研究的夏春祥教授以其关于媒体记忆研究享名学界。近年对文人论政用力甚深，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观点。《识读与媒介：新旧之间的文人论政》（2013）提出，文人论政指的是在新闻体例尽可能中立地报道事件的前提下，知识分子有意识地依据自由主义立场，透过管理技术将发表特定评论时所需要的媒体空间经营出来。《文人论政传统的厘清与辨明》（2014）则进一步指出，以往的新闻史研究中，提到文人论政，大多数首先联想到的是张季鸾、胡适之等文人所实践出的一种文化景象，却很少注意到甚至忽略了由英敛之等人在“经营/管理”上种种作为所扮演的角色。
建立在这样的探索基础上，他尝试将文人论政传统转变成包含「报导 / 评论」、「经营 / 管理」，与「自由主义」等三种理念要素的分析工具，并以发行于台湾的《大学杂志》(1968-1987)作为具体案例进行分析、研讨。
《大学杂志》——探索对象的确立
之所以选择70年代的《大学杂志》，乃是因为它的承前启后有着独特价值。夏春祥具体介绍说，70年代是台湾社会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社会学者萧阿勤认为，战后台湾重大的政治、文化变迁始于一九七零年代；作家郑鸿生描述这段时间为“台湾的文艺复兴年代”。因为先是遭遇退出联合国（1971）、钓鱼岛争议（1970-1972）等重大挑战。与此同时，党外杂志也得到蓬勃发展，《大学杂志》就是其中关键刊物。台湾资深评论家南方朔曾在《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后堡垒》一文中高度评价《大学杂志》的意义，认为其总体影响力超过了五十年代的《自由中国》和六十年代的《文星》。夏春祥认为，《大学杂志》的重要影响在于它一方面最早挑战了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法统说”，成为日后党外杂志的起源，另一方面又在明确而清晰的中国视野里，凸显出关怀台湾社会的现实意义——后来的发展中，这个绵延的整体分裂为两个对立的范畴——这也使得《大学杂志》的意义更加明确:它是台湾在统、独政治力量分裂前的一次大合作。
架构与分析——传播媒体的实践
接着，夏春祥教授以文人论政的理念性架构，从“报道/评论”、“自由主义”、“经营/管理”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大学杂志》的传媒实践。
1、《大学杂志》的“报道/评论”
夏春祥认为，从1968年创刊到1971年改组前，《大学杂志》 内容主要是“校园文化”。1971年《大学杂志》改组之际，开始了由文学、艺术到政治、社会议题上的转变。在三周年特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给蒋经国先生的信》，作者署名是陈鼓应（主要撰稿者）、刘福增、张绍文。信中写道:
“报载先生在六十年度冬令青年育乐工作研讨会中，指出青年人有希望，国家才有希望；青年人有前途，国家才有前途。并勉励青年们：多讲、多说、多发表意见。先生说：‘真理是经过辩论才产生的。’这话很对，我们愿在这里，提供一点小意见，供先生参考。在当前社会中，有不少青年人不愿说话，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不敢说，或觉得说了也没用……其次，有不少青年人感到政府不信赖自己，我们这一代青年都是此地教育环境培养出来的。自己培养成长的子弟都不信任，还信任谁呢？有感于先生（蒋经国）对青年的关切，因而做出如下的几点建议：1.多接触想讲真心话的人。2.提供一个说话的场所。3.若有青年被列入安全记录，而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或出国时，请给予申辩和解释的机会……”
这是陈鼓应等人对当时国民党下一任接班人蒋经国的建言，这种直接给政治领袖公开写建言信的方式在当时戒严的台湾从来没有人敢做的。夏春祥认为，《大学杂志》正是通过这种评论方面的积极努力，反而创造出台湾读者去思索一些在日常新闻中几乎不被处理、但是极为关键的根本问题，产生了报道的作用。同样，像陈少廷的《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选问题》一文，显然也是借着评论产生报道的作用。在已经实施军事戒严20余年的台湾1970年代，《大学杂志》凭借“报道/评论”的功能迅速吸引读者。
2、《大学杂志》的自由主义
比起以“报道/评论”吸引读者，夏春祥认为，《大学杂志》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在贴近人民生活过程中，传递一种民国初年以来被仰望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改组之后，《大学杂志》自觉地借鉴《自由中国》的方法，遵循胡适之“从具体问题下手”的指导，努力在原有的社会体制之下，为各种自由主张争取合理空间的理论性陈述。比如，邵雄峰的《台湾经济发展问题》借由经济转向政治：
“当前最大的经济问题乃是整个方向道路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上下并没有充分辩论的机会，而整个社会的命运，就在没有充分大众参与的情形下被决定了。尤其社会的中下阶层，既没有发言机会，也没有代言的团体，受人摆布。”
资深评论家南方朔的《这是觉醒的时候了》，同样是将政治与民生相联：
“国家愈忧患，我们书生报国的心智愈坚定；国难当前，我们已抑制不住的满腔翻浪的热血。现在我们确知有少数的资本家已将其财产存入国外的银行，并将资金转移到外国投资。而这些台湾的资本家是我们全体国民忍受了农村的凋敝，老公的低工资，军公教人员的清苦生活，所培养出来的，其有义务与台湾的的命运认同，我们也有权力制止其将全国百姓的血汗累计的一点资金挪走。因此，我们主张政府以铁腕手段，制止资金外逃，严惩贪官污吏” 。
杂志还开辟了“自由谈”专栏，提供读者有表达意见的平台；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种较正式的口语传播文本——座谈会记录。其中，连战台大法代会主办的《< 言论自由在台大>座谈会记录》（上）、（下）更是可以说明杂志在自由主义追求上的来时路径。
3、《大学杂志》的“经营/管理”
夏春祥认为，台大言论自由座谈会内容的刊出，充分说明了《大学杂志》的“经营/管理”。据夏春祥对时任台湾大学讲师陈鼓应先生的口述访谈回忆：“讲完之后，当然我们把记录整理之后，就透过我把这个讲稿在《大学杂志》发表，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光在校园里讲不够，应该透过《大学杂志》发表。”一场原本在大学校园内的集体座谈，透过编辑委员的人际关系网络，由此转化成为影响大众的传媒内容。在实行军事戒严的1970年代，言论禁忌由此一点点被改变。
夏春祥强调，言论空间的这一逐渐改变过程，乃是在建立《大学杂志》编辑成员一种新型的管理观点之上，他将这种新型管理观点称为文化治理。在1970年代的台湾，在内外交困中，国民党准备让蒋经国接班，知识分子抓住当时稍稍松动的政治环境，巧妙地运用文化治理把政治的议题与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等结合，不断拓展言论空间。他举例说，授1971年11月份，《大学杂志》轮值主编陈鼓应刊登一篇旧文《让我们来接受你的革命利剑——追念我的挚友王继春兄》。那是蒋经国1943年写的一篇悼念文章，陈鼓应在当时台湾紧张的政治氛围中重刊此文，发表后引发了海内外诸多猜测，被认为是蒋经国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含蓄协议，以拉拢年轻人对抗党内老一辈保守势力。事实上，此一行为并无政治背景，纯属个人的编辑策略。在夏春祥看来，这种编辑策略恰恰体现了知识分子文化治理的意识。
同样，在《< 言论自由在台大>座谈会记录》中，当时的座谈会主持人陈玲玉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可以肯定:在台大，言论绝非不自由，否则，今天的座谈会不可能召开得成，但是在台大，有关言论自由的制度也绝非健全，否则今天的座谈会也没有召开的必要。”
夏春祥认为，这种巧妙的发言方式，无需触碰政治禁忌，却能最大程度地启发读者思考这个问题。还有《大学杂志》关于男性长发问题的讨论，也体现了文化治理与现实问题的拿捏，更呼应了当时由英国披头士与美国嬉皮所发展出来的青年次文化脉动。
从文人论政到文化治理
夏春祥教授表示，法国学者福柯的思想深刻地启发了他对文人论政的研究。福柯认为，治理是对事物的准确布置，通过安排，将其引向合适的目的。夏春祥由此认为，文化治理是一种治理术，它有其连续性，无论是谁想要参与并关心国家的治理都必须懂得怎样自我治理，然后要懂得治理他的家庭、物产、土地，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是“依靠经济学模式运用权力的艺术”；治理不只是管理，还涉及对人与物关系的治理：不仅是人治理物，而且是对治理过程、治理关系本身的治理；治理术是生活的游击战。1970年代的《大学杂志》，无论是重刊蒋经国旧文，还是讨论头发问题，都表明了编辑的策略意图。而这一意图，在夏春祥看来， 表明了早在1970年代，台湾社会内部就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西方六十年代文化运动及其理念产物——文化治理，由此使得从清末民初鼎革之际由英敛之在大众传媒之中所表现出来的管理力量得到新的延续——更为深刻且细腻地表现在传媒经营之外的议题经营、版面经营、读者经营，以及台湾文化升级的社会经营等等。
虽然《大学杂志》后来并不顺利，但是在它摸索前进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在应对权力挑战中，文章报国的文人论政传统，已经转化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与对于民众生活的介入和参与，继而酝酿出文化治理的新观念，并在文化治理的酝酿中，依然作为一种相信培力个人，可以建构大同社会的理想激荡着人心。
社会治理不会徒耗自己的青春光阴
在交流探讨环节，有茶友提问：在大陆，文人论政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多面的，有时候是正面的，有时候是负面的，该如何看待这种文人论政？夏春祥表示，文化治理概念也有品味问题，品味有高有低。文人论政不是一个不可讨论的概念，它本来就不是标准答案，本来就是帮助我们逼近现实的一个概念工具，如果是逼近现实，我不用让其完全承受着全面正面的评价，事实上，它会带来许多的风险和危机，这才是在社会的动态过程中，你永远要在文化治理的过程中提出一些想法。
一位参与茶座的学生提问，文化治理与概念与约翰·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相似，后者认为，各个群体都可以在统治力量管制之下，开拓出自己的空间。但有些学者批评文化治理不会产生或者很少产生实质性影响，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夏春祥教授表示，如福柯所讲，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家庭做起，从小的方面做起，如果加入时间的概念，你怎么知道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是什么样子？社会治理不会浪费自己的青春，当有一天把自己治理好了，把家庭治理好了，有一天国家需要自己了，这便成为丰厚的政治基础。虽然现在的你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想想十年前的大陆社会，你已经和过去的生活命运很不一样。
这种被描述为“生活游击战”的运动策略或許不能改变現在的整个政治结构，但是十年之后呢？就像在《大学杂志》中，当自己看到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针对台湾当时剪长发的议题发表文章、表达意见的同时，便可掌握到几十年之后那种隐藏、潜伏的社会民间力量正在蓬勃酝酿着。
本次茶座由厦大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毛章清主持，《国际新闻界》协办。
(撰稿:厦大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曹立新，厦大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周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