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4日，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厦大新闻学茶座”（26）跟各位茶友如约而至。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北大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教授在厦门大学为校内外100来位慕名而来的热情茶友，奉上一杯清醇芳香的“春茶”——关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思考。
本次茶座由新加坡著名旅华学者、厦大新闻研究所所长卓南生教授主持。卓老师简单介绍了举办这次茶座的机缘，还有程老师与“厦大新闻学茶座”、“北大新闻学茶座”的渊源，随即把麦克风——也就是这次茶座的“话语权”交给了程老师。
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存在落地效果问题
程老师不乏一名学者的严谨，从概念界定及问题意识入手，从容淡定地给茶友介绍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在学术史上，话语是诗学、修辞学的研究范畴，但是伴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派将话语研究拓展到文化与传媒领域，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作为“绝对具有马克思主义精神”的西方学者，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话语的秩序》一文中最早提出“话语即权力”的观点。福柯认为，话语的外在功能，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因此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掌握了对世界秩序的整理权，也就掌握了“权力”。
程老师认为，福柯的观点比较接近今天我们对于“话语权”功能及本质的认识。话语不仅是思维符号，是交际工具，还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所以话语既是一种赋权(包括自我赋权），也是达成目的的手段。前者属于战略层面的问题，后者属于战术层面的问题。从战术运用的角度来说，对外话语绝非简单生硬的示强退敌过程，而是一种专业化、规范化的工作机制，以及从起点到终端链条完整的运行系统。
这些年，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提高国际话语权”、“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的要求。按照中央关于“《2009-2020年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体规划》的部署，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成绩令人振奋，然而持续经年的建设与推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传播领域“西强我弱”的状态。
程老师认为，当中缘由错综复杂，也不排除大国博弈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视为一个整体或者系统的话就不难发现，在其运行过程中，起点与终端的对接问题——也就是落地效果问题是一个尚未解决好的问题。
国际传播是一种跨地域、跨文化的信息传播，需要克服各种沟通障碍。为此，科学、规范的话语机制与运行系统是十分必要的。综观我国对外传播的整体状况、基于对外话语落地效果的考察可以发现，目前我国重点媒体的对外话语大都集中在起点——建构性话语方面，那就是对党和国家颁布的大政方针宣传、解读和推广方面，而与落地效果直接相关的话语——转换性话语、解释性话语、修复性话语和矫正性话语等，却普遍缺失。
从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解决落地效果问题
程老师根据个人的海外考察、政府培训和学术研究，结合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对我国国际传播中的“失语现象”娓娓道来，作出精当的剖析和点评，指出要解决我国国际传播乏力的问题，不但要重视起点的建构性话语，还要重视终点的转换性话语、解释性话语、修复性话语和矫正性话语等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完成传播致效的过程和使命。
所谓转换性话语，是指传播主体力求跨越沟通障碍，使本土故事在传播对象国的语境下展开。具体来说，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对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国际通行的认知、规范体系对接，二是与传播对象国的社会文化习俗对接。前者涉及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后者涉及传播的针对性问题。转换性话语重在强调语言的转换和文化的对接，在当前国际传播或全球传播的背景下，这是一个永久性的课题。
程老师以正、反对比传播案例说明对外传播转换性话语运用的重要性。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在新闻处为外国记者举办电影招待会时，巧妙地在请柬上把放映彩色戏剧电影《梁祝哀史》翻译成“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传播效果非常好。“一带一路”的话语转换则不同，从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到2015年国家发改委对“一带一路”的英文翻译给出权威版本，不同国家、地区的媒体、专家纷纷从各自立场进行解读，给出了差异巨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评议。
所谓解释性话语，是指对于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疑惑、误解、偏见等做出及时回应。这些年来，我国政府提出的一些战略构想与倡议得到不少国家的响应，并实际转化为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媒体对此作了大量的报道，但是对于合作过程中存在或潜在的一些问题、疑虑、误解和偏见，却没有给予必要的回应。
程老师以我国“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所在国巴基斯坦的舆论流变作为案例来剖析。2013年5月，中国提出共同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倡议后，巴基斯坦政府积极响应，其主流媒体均给予正面评价，几乎形成舆论一边倒的态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巴方一些重要媒体发出质疑的声音。当中有巴基斯坦不同政治派别利益诉求的因素和舆论复杂性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我们与巴方媒体合作互动不够，没有进行必要的政策阐释和舆论引导。2016年年初，程老师率领北大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成员访巴期间，深切感受到这方面话语的缺失是相当严重的。
所谓修复性话语是指当外界的认知、评价与自我形象预期之间存在较大落差时，着力进行形象纠偏与重塑。这方面的话语建设是国家形象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今后对外传播应当树立的一个观念是，不但要讲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建构，还要讲国家形象的修复与矫正，其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
程老师以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印象为例加以阐述。由于中非关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合作，按照常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应当比较全面，其对中国的认知与评价亦应符合我们对自身形象的预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2014年，有研究者发布了一个“非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的调查结果——中国在非洲整体呈现的基本上是一个“经济大户”的形象！而采取相同检索方式检索同一时期非洲媒体涉及美国的报道，则有明显不同。仅就调查结果而言，在非洲人的心目中，美国的国家形象似乎更加丰满一些。由此可知，中国需要调整对非战略，让中国的文明形象也深入人心。
所谓矫正性话语意在强调不但要把今天的故事讲好，还要负责任地把过去的故事讲完，把自身的行为调整好，彻底扭转对方的误解与偏见。否则，今天的故事未必讲得好。
在这方面，国家外文局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4》给了我们重要启示。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8个国家中，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化的熟悉程度最高，对“中国梦”最了解，2014年俄罗斯受访者对中国形象打分最高。但是在国际民众是否有意愿与中国人交往的列项中，俄罗斯倒数第二，仅次于印度。这种情形显然是矛盾的。究其原因，程老师认为，在苏联解体前后，以私有商贩为主力军的中俄贸易，给俄罗斯人留下中国人不讲诚信、中国商品是劣质货的刻板印象，尽管有失偏颇，但它并未得到解决，即便是回应、解释也没有，这仍然影响着今天的俄罗斯人对于中国的认知与评价。
程老师在总结中指出，话语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专业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需求得扎扎实实的落地效果。而转换性话语、解释性话语、修复性话语、矫正性话语等正是与落地效果直接相关的部分，是话语权有效运行的科学步骤和重要保障。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不作为，都应被视为责任范围内的失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将战略与战术相结合，将宏观框架与具体方法、手段相结合，才能有效避免话语体系的抽象化、空泛化和表面化，实现精准传播，达到最佳效果。
文化自信的底气从何而来？
也许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这个话题具有很强的张力，加之程曼丽教授个人的魅力，茶座吸引了众多具有海外经历的教师、驻外人员和外国留学生，在现场互动环节，彼此交流热络。凭着丰厚的学养和丰富的经历，程老师针对美国、俄国、尼日利亚和马来西亚等国留学生提出的问题，实事求是又富有创见地回答了当前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遇到的困境和展望。
在总结时,卓南生教授从一个新加坡人的角度，指出今天中国政府和学者对如何改善或完善对外话语传播能力充满着焦虑，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过去的经済贸易交流到今日的资本输出、人际交往和观光客的大量流动，接下来自然要面对文化摩擦，反过来也影响了中国的对外关系。这跟20世纪60-70年代日本的情况颇为近似，当时日本媒体最喜欢讨论的话题之一是“如何改善日本在东南亚的形象”、“日本人为什么令人讨厌”，今天中国官方、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所关心的诸多课题，在某种程度上和当年的日本有重叠之处。经过三四十年的努力，在表面上日本的形象似乎已有所改善，这当然和紧跟着国策成立于70年代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等所发挥的作用有关。
卓老师接着追问，在对外话语传播中，中国是否要走当年财大气粗的日本的道路？答案是否定的。国家形象的建构很重要，但是出发点是要平等、诚恳和互惠，而不是采取诸如笼络人心、宣传日本文化特殊论或优越论的“对策”。讲好中国故事、讲完中国故事是对的，但其实质内容是什么，底气在哪里？卓老师据自己在中国的观察和体会，认为不少中国青年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与现状不甚了了，在引进西学、向日本和欧美学习的过程中，欠缺批判视点而容易成为西方(包括日本）话语体系及其理论框架的俘虏。其结果是既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没有办法深入地了解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多元民族国家。卓老师认为，如何认清自我，认清世界，做到知己知彼，相互尊重，做到真正的文化自信，进而平等对话，是关键之所在。
会议室宽敞明亮，推窗望海，凤凰木吐绿，木棉花盛开，面对挤满走道或坐或站仔细聆听的茶友，程老师兴致盎然，挥毫写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8个隶书大字，为“厦大新闻学茶座”留下一抹春色，场面热烈温馨。
本次茶座由《国际新闻界》协办。
（撰稿／厦大新闻研究所副所长 毛章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