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4日下午，“厦大新闻学茶座”（24）在厦门大学南光二办公楼举行。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导师卓南生教授围绕“如何看待中国新闻史上‘新报’与‘古代报纸’的区分与关系”做了主题报告。
适逢方汉奇先生9O寿辰、从事新闻教育65周年纪念之际，针对何为方汉奇先生的新闻思想和代表性新闻著作，卓教授一边与茶友问答互动，一边讲述他与方先生交往的三十年及其见证的中国新闻史学界的变迁，他认为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反思、评价与继承方先生的新闻史学思想。他将视线集中于中国近代型报纸（“新报”）的诞生及其与中国传统新闻媒体的渊源与联系。
卓教授坦言青少年时代在新加坡由于中国大陆和香港50多家出版社的书籍被政府禁止，除了部分港台书籍外并无其他中文图书可供阅读。1966年留日以后的20年，由于日本学界关心中国新闻史学领域的专家极为稀少，直到1987年首次访问中国与方先生结缘并开始与中国新闻学界交往后才有“吾道不孤”之感。
方汉奇独具慧眼成立史学会
卓教授回忆了1992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中国新闻史学研讨会，并对方汉奇先生号召组织新闻史教学与研究梯队的远见与开荒拓野的精神表示敬佩。卓教授特别提起方先生在首届中国新闻史学研究会上所作的专题发言《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在这篇主题报告中，方先生不仅总结了1927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问世以来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三个阶段（即1927年至1949年的新闻史研究的奠基阶段、1949年至1978“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阶段及1978年以后“中国新闻史研究空前繁荣时期”）的特征，还及时提出了当时（1992年）新闻史研究者应注意的如下三个问题。
一是加强报刊、重点广播电视、电视台和通讯社的个案研究。
二是重视新闻史资料的累积。
三是加强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协作。
卓教授认为这三个建议迄今依旧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坐冷板凳打牢地基的基本史学功夫不被重视的今天。他认为其中主张重视对重点媒体研究的个案研究，其实就是后来方先生再三强调，也被广为引述的“打深井，做个案研究”的呼吁。
针对“重视新闻史资料的积累”，方先生将第一手资料视为木之本，水之本这一论断，即便是在数码化和大数据时代的今天，也未成为过去。
至于第三点，“加强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之间的协作”，最明显的成果是在中国各地区各院校各研究所研究者合作下，当时完成了《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和《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两个研究项目。后者共有24个单位的47名新闻史工作者参与，可以说是尽力调动了研究者协力合作的力量，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经典著作不宜轻易标签
重读1992年方老师的主题报告，和1998年方先生在中国新闻史学会学术研究会开幕式上的发言，再加上1986年发表的方先生大作《花枝春满蝶舞蜂喧――记1978年以来的新闻史研究工作》，卓先生表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历经艰难的路程有了深一层的认识。他建议年轻的研究者在发出诸如“中国新闻史研究往何处去？”、“研究新闻史有何意义？”等质疑之前先细读上述这几篇文章。
在谈及方先生的学术著作时，卓教授认为1981年出版的上下两册《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是中外新闻史学家所公认的一部自1927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问世以来条理最为分明、论述最为翔实、最具权威的中国新闻通史。卓教授指出或许出自“摆脱意识形态”的当代潮流，近来有些年轻研究者不假思索地将方先生的这部巨著，与1966年曾虚白主编、上下两册的《中国新闻史》（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台北）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简单地贴上“各受意识形态主宰”的标签。对此他并不赞同，并认为评定一部学术著作，最重要的是考核其学术的含金量及其影响力，不能望文生义，轻易地将之贴上标签。
当然，卓教授同意，不管是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还是方先生的《中国近代报刊史》的书写，都刻着时代的烙印和存有其时代局限性。特别是《中国近代报刊史》，出版于改革、开放后不久的1981年，尽管积累了作者长期以来的潜心钻研的研究成果与心得，但受制于当时的大环境，也难免还有待补充、修订或加强的论点和论据。
邸报是原始状态的报纸
卓教授表示，由于他在日本求学时期师从日本新闻学奠基人小野秀雄教授战后的大弟子平井隆太郎教授，因此对小野和平井两位老师关心的“新闻发生史”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要探讨“近代型中文报纸”（即“新报”）的“发生”缘由、特征及其“形成过程与确立”，无论如何都不能避开对“新报”之前中国固有报纸的理解和界定的这一关。在接触以方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大陆学者的论著之前，卓教授基本上是沿着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说法，将之定位为“官报独占时期”。但在细读《中国近代报刊史》及改革开放后陆续出版的几部中国新闻史著作之后，他同意方先生等学者的看法，“官报”并不足以涵盖“近代型中文报纸”以前中国的所有报纸，因为宋朝已有民间出版、严受官方取缔、查禁的“小报”。到了明清，已有官方的民间报房的存在，尽管报房皆受官方的严密控制和管制。针对这时期的报纸，方先生和他同年代的中国大陆新闻史学者皆统称其为“古代报纸”，卓教授在接触方先生等的著作之后，也接受“古代报纸”的概念和看法，并反映在他的论文和著作。
但在使用“古代报纸”这一概念时，卓教授坦言他仍有抵抗感和不安感，问题不在于对“报纸”的定义，而是在于对“古代”这两个字的年代界定。毕竟，邸报问世以来的唐宋明清与“古代”的概念并不太匹配。也许在未来，在更多学者对“古代报纸”（姑且称之）有更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基础上，新闻史学界能对此提出更恰当的名词，或对此作更合理的阐释与修订以达成共识。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固有的报纸及其源流，卓教授重读了方先生1983年撰写的著名论文《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及方先生1978年撰写、1980年出版的“内部用书”《中国古代的报纸》，深受启发。前者对“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份报纸”――“进奏院状”（公元887年），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考究。后者共分四章，分别阐了一、古代的封建官报――邸报；二、宋朝以后的小报；三、明清两代的报房及其出版的京报；四、劳动人民及封建的革命宣传活动。全书有理有据，颇有说服力。
针对“古代报纸和近现代报纸的区别”，方先生在上述研究“进奏院状”论文的结语中，有清楚的说明。
卓教授认为其中可圈可点的论点有二：
一是，强调唐代的邸报是“原始状态的报纸”，近似于西方中世纪的“新闻信”，而却比西方最早的新闻信还要早上好几百年。
二是指出“古代报纸”和“现代报纸”存有差异，不能用现代报纸的模式去硬套和苛求古代的报纸。
小野新闻史观与“瓦版"新闻
卓教授强调，放眼世界新闻史，各国新闻史学家对这两个论点并未存有异议。以研究新闻发生史闻名的小野秀雄先生就对中国唐代的邸报及宋代的朝报有高度的评价。
他对唐代“邸报”和宋朝“朝报”在世界新闻史上所占的地位，与中国学者的看法是近似的。他并非原封不动地将欧美的新闻发生史的概念用来理解中国新闻史。
正是出自这样的分析角度和认识，小野先生也在努力和摸索在近代型报纸出现之前日本是否有其独特的“新闻（报纸）类似物”或“新闻信”的存在。在小野先生及其弟子们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发现了日本在德川初期也曾发生过将新闻因印成单张，或印成小册子的印刷物。这就是今日日本新闻史学家津津乐道的“瓦版"新闻。由于贩卖者当时是沿街边读边卖的，瓦版新闻也被称为“读卖瓦板”。小野先生认为其性质与德国沿街贩卖的flugblatt（德文原义是“飞纸”，即flying page）具有相似的性质和功能。
卓教授指出，“瓦版"新闻写入日本新闻史册，说明了日本新闻学家并不样样以西说作为衡量本国新闻史的依据和标准。恰恰相反，怎样努力发掘本国确切有力的史料，如何从中辨析本国新闻发生史的特征及其与欧美的差异，是新闻史研究者被赋予的重大课题和使命。也惟其如此，亚洲（其他非欧美源流的国家亦然）的新闻史学家才会获得欧美学界的尊重。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提到对于“近代型报纸”与旧有的“新闻类似物”、“新闻信”之间是否有其连续性的问题，卓教授介绍日本新闻史学界也曾经有人提出质疑和探讨，但很快便达成共识。早在上世纪50年代前半期，小野先生的高足内川芳美先生便从近代新闻史研究方法论的角度，对两者进行辨析。他表示，将两者作为“断缘”来研究，有助我们对两者差异的厘清和认识，但他并不轻易否定两者之间的连续性。
卓教授指出，在大众传播学引进日本，成为显学的上世纪60年代，日本新闻史界也有人提出新闻史学者是否应抛弃旧有的研究方法论的问题。
针对这样的疑问，最早回应此话题的也是内川先生（他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位向中国学界介绍大众传播学概念的外国学者）。他指出，提出要从大众传播史角度来研究的看法无可厚非，但如果欠缺对个别媒介史具体深入的研究和高质量的成果，作为研究大众传播全过程的历史（尽管这并非各媒介史研究的总和）的大众传播史原本就不可能存在。
换句话说，内川先生认为，只有在个别的媒介史研究有进展并取得高度受评价的成果，大众传播史才具有成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至于有关中国“新报”（近代型报纸）与“邸报”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问题，卓教授表示他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增订新版，2015年）的自序中，曾有长篇的论述，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本次茶座由厦大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曹立新博士主持。包括越南留学生在内的十余名师生参与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 / 厦大新闻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吕艳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