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9日，今年第1号超强台风“尼伯特”登陆福建之际，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主办的“厦大新闻学茶座”（22）在测风观雨后得以如期举行。新加坡旅华学者、厦大新闻研究所所长卓南生教授结合战后日本在亚洲的国际关系，围绕日本传媒亚洲报道的变迁与特征同与会者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本次茶座由《国际新闻界》协办，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特聘教授陈培爱主持。陈教授首先对顶风冒雨的参会者表达了敬意，继而指出在中日关系的艰难时期深入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性并对本次茶座充满期待。
一、战后日本大众传媒的特征
卓教授以7月10日日本参议院选举为例，指出日本是一个“传媒大国”，日本大众传媒的影响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他表示，通过分析日本大众传媒的报道倾向，往往可以大致知道日本的政治、外交走向。
就战后日本大众传媒报道的特征来看，卓教授认为有以下三个特征：其一是“划一性”，用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词汇来说，叫“统一口径”。所谓“划一性”，并不是说它们的报道完全一模一样，有时候各个媒体也会有论争，但是主要的引导方向很明确。第二个特点是“集中豪雨型”，卓教授举例说一份三十六版的大报，从第一版到第七八版再加上后面的第三十四五版，可能几乎都是同一个话题，显然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报道了，而是一种宣传。第三个特征是激情主义，也就是其煽动性。卓教授指出，不少日本学者认为按照西方新闻学的观点来看，日本是没有所谓的“高级报纸”的，因为高级报纸一般发行量有限，以报道严肃的政治、经济硬派新闻为主。然而日本的几家大报发行量数达几百万份甚至是一千万份，并且以所有的读者群为对象。就一份报纸来看，其社论为迎合各方，可能写的貌似公正，四平八稳，但是在报道方面却有其偏颇与煽情的一面。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就是日本政、官、商、媒的铁四角关系，这种现象其他国家可能也会有，但像日本这样突出，还是少见。
关于日本媒体的报道特别是国际新闻报道的特征，卓教授指出首先就是“国益论”优先。所谓“国益”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国家利益，在不少情况下往往是政府的利益，当权者的利益，大企业的利益，政权得益者的利益。其次是以日本和日本人为中心，就是说日本媒体不会重视和大力报道和日本或日本人没有直接相关的话题。再次是大国意识，不管是在战前还是战后，在日本媒体的报道中都有自认为日本是亚洲的当然老大，有潜在乃至于明显的“盟主”意识。
二、战后东南亚报道的变迁与特征
卓教授谈到战后初期日本的亚洲外交时指出其特征之一是优先和东南亚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在东西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下，当时美国不愿日本和中国发生外交关系，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所以，战后日本的主要路线是南下发展。而战前日本是以北进为主，先占领朝鲜半岛，占领“满蒙”，占领中国东北，甚至冀图侵占整个中国。当时日本“大陆派”之所以坚持北进而不南进，主要是因为南方基本上是欧美的殖民地。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完全放弃南进，等到“大东亚圣战”的时候，就南北并进，结果遭到惨重失败。战后日本无法北进，是因为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接管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二战后的美国，担心中国和日本合作后美国将失去在整个亚洲主导的地位。于是如何分裂中日两国，就成为美国的一个长期战略。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条约》、《美日安保条约》、《日华和平条约》三大条约的生效（前两个条约）和签署，奠定了日后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埋下了中日关系不友好的伏笔。
借助美国的扶持，日本顺利回到东南亚。但是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思维仍然与战前“北人南物论”的思维一致，日本战后很快将东南亚视为它的势力范围。也正是因为如此，战后有一段时间，日本和东南亚的矛盾非常严重，70年代东南亚经常发生“反日游行”。泰国就曾有为期十天的“抵制日货行动”，在印度尼西亚，田中角荣首相访问时，甚至发生因“反日”暴动而闹出人命的事件。实际上，日本当年在东南亚所遇到的抵制和反抗绝不亚于今天的韩国和中国。而今天被喻为日本“软实力”的文化交流、国际交流的战略，最初是为了应对东南亚的，当时不少论客就并明言要培养“亲日分子”。
卓教授指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的东南亚报道的特色，首先体现在“期待与不安论”。日本主流媒体刻意渲染东南亚的落后与贫穷，强调各弱小民族对日本经济技术援助的期待。但因为日本战后没有真正的赔偿，没有真正的道歉，所以日本媒体提醒当局注意东南亚各国经常出现“军国主义复活论”，指出东南亚人民对日本卷土重来感到不安。
战后的东南亚，对日本的称谓最流行的一个词是“经济动物”，以至于泰国一名部长曾指责日本说：“日本人乘坐日本的飞机到曼谷，住在日本出资的酒店里，吃着日本的便当，然后再到日本的夜总会消费，最后再乘着日本的飞机回国，在泰国没有花一分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日本和东南亚的摩擦还是非常严重的。
卓教授指出，刺探东南亚“对日感情”的变化与出谋献策，是当时日本主流媒体东南亚报道的“天职”。
三、中日关系正常化与“福田主义”三原则
卓教授认为，1974年1月田中角荣访问椰加达，发生“反日大暴动”，宣告了日本战后南进政策的总破产。在痛定思痛之后，日本调整并修补了其东南亚对策。最著名的就是时任首相福田赳夫1977年在马尼拉发表的“福田主义三原则”。其中第一个原则就是日本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后两个原则强调日本与亚洲人民要“心连心”，相互尊重。虽然第一个原则，即保证不成为军事大国才有实际意义，但众所周知，这第一个原则早就被当局扔掉了。
战后初期日本对亚洲报道的重点是东南亚。但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后，日本媒体对亚洲的报道也随着国策的改变而改变。
卓教授在讲解时又着重提到1952年4月《日华和平条约》签署的重大影响。他指出，那时的新中国是不被承认的，直到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关系才走向正常化。对于所谓战后的“中国对日本不重要”，“日本在中国得不到什么好处”的观点，卓教授表示不同意。他认为，这是日本方面刻意放出的虚假信息，如果战后的北进真的在中国得不到好处，当年日本也不会几经折腾，甚至是在与美国闹翻脸的情况下也要来中国。
当时日本财界人士所持的心态是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对美国总统尼克松，没有和日本打招呼就跑来中国非常不满。当时有人就主张“美国坐火车，我们要坐飞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在70年代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最典型的就是“熊猫热”和“茅台酒热”。卓教授讲到非常典型的一个事例：1980年熊猫和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同时去世了，一名漫画家笔下的现象是“关心大熊猫的人比关心首相的还多”。
中日恢复邦交之后，有一段时间关系比较友好，因此战后日本有些人认为这是中日两国的“蜜月期”，卓教授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两国不曾也不可能“结婚”，何来“蜜月”？尽管1978年中日友好条约正式签署，但好景不长，1982年就发生了用“进出”代替侵略的日本教科书篡改事件，1985年中曾根首相率领其阁僚公式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和亚洲的关系遂告冷化。不少亚洲国家从主张向日本学习，以日为师，转为对日本严厉的批判。这批判声不仅耒自中国，也来自韩国和东南亚各国。
90年代，国际政治最大的特点就是冷战结束。它体现在日本是其政坛进入总保守化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94年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投奔自民党阵营搞联合政府。村山富市因为1995发表了“村山谈话”，所以不少人把他当作正面人物看待，但认真分析，不难发现，日本正是在村山富市挂名首相期间抛弃了社会党建党以来所有牵制日本走向老路的旗帜。他之所以被自民党的人喻为“名宰相“，就是因为是他断送了日本社会党的前途，将社会党赖以生存的反对修宪的家传法宝拍卖精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传媒的亚洲报道也随之趋于总保守化。
四、从“北方领土”至“南方领土”
在谈到战后日本传媒亚洲报道的变迁背景时，卓教授着重分析1996年4月17日美日安保条约重新定义带来的日本战略的改变，这个改变也促使原本“搁置争议”的钓鱼岛问题复杂化。安保条约重新签署之前，美国对日本采取的政策在相对上有所牵制，而在这之后则转变为美日两国共同制衡崛起中的中国。当时日本有人就主张要将战略从“北方领土”转为“南方领土”（即钓鱼岛问题）。日本官方当时便开始低调否定钓鱼岛搁置争议的共识。与此同时，日本传媒在报道和评论上，也倡议对中国打出四张王牌，即“中国威胁论牌”、“两岸分裂牌”、“经济援助牌”和“北京怕乱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日政策总的来说是采取“斗而不破“的政策。日本方面则一直在试探北京“不破”的底线。也正是借助这样的政策，日本鹰派领导人一方面公式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为其国民洗脑，试图走战前老路；另一方面，加强与中国交流，表面上宣称要以中日友好为重。此后，虽有“破冰之旅“，”融冰之旅“，”暖春之旅“等，给人的印象是中日关系似乎有所改善，但这仅仅是外交的表象。
在小泉时代，民主党掌政时期和安倍两度登上首相宝座的时期，日本大众传媒更进一步加紧配合国策，强化其中国问题的报道。卓教授讲到，就这一点上，中国媒体的报道和日本媒体的报道有很大的差别。例如，对于安倍首相访问中国前对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不说去也不说不去”的模糊政策以及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日本媒体的表达非常清楚，就是两个字：＂演出＂。换句话说，日本媒体提醒日本读者：这只是一场外交游戏。反观中国媒体，关键词只有“友好”与“非友好”。当然，这体现了中国方面恳切希望一切往好的方面发展看待的一厢情愿。
那么，在美国＂重返亚洲＂、制定所谓“再平衡“政策之后，日美同盟关系又有什么调整呢？可以这么说，日本进一步投入美国的怀抱，美国更迫切需要日本这棋子来重新制衡中国。最典型的例子是反映在东京策划购买钓鱼岛的事件上面。
首先，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提出购买钓鱼岛的构想。针对石原的购岛计划，《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是全面支持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东京新闻》则持反对态度。卓教授认为，全面支持当然应该批判，但持批判态度的是否就应该无条件给予掌声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卓教授进一步分析，发现部分日本媒体之所以批判石原构想“不可理喻”，是因为石原只是区区的东京都市长，但购岛是国家大事，正如《朝日新闻》所说的，此事还轮不到你来管，要接管，需要国有化，应由国家购买，而不是石原。因此如果只看到《朝日新闻》在批评石原，就以为《朝日新闻》敢于说话，反而是上了日本舆论界的大当。卓教授指出，实际上，正是借助这样似是而非的舆论，日本当局伺机以待，由国家出面购岛。从这个角度来看，像《朝日新闻》这样小骂大帮忙的报纸，并不是像一般媒体所说是“亲华“、”友好“、”开放“，而是更官方的。由此可见，对于日本传媒的亚洲报道，必须认真思考与分析，辨析其真相与假象，否则容易掉入其话语的陷阱。
卓教授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茶座在意犹未尽声中结束。
（吕艳宏、樊晓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