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8日，“厦大新闻学茶座”（18）在春雨的奏鸣中拉开帷幕。新加坡旅华学者、厦大新闻研究所所长卓南生教授结合自身留学经历，围绕二十世纪六七零年代日本的知识分子与舆论界同与会者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本次茶座由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主办，《国际新闻界》协办，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曹立新博士主持。曹博士指出今年是中国文革爆发50周年；“3.18”曾是段祺瑞时期北京知识分子针对社会问题进行表达与抗争之日；而在上世纪60年代以“巴黎红五月”为标志的青年运动席卷全球，因此，回望上世纪60年代对于探讨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关系，寻找理论和现实的关联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新闻界知识分子作何抉择？
卓教授首先解释了何为“战后”，继而从自身半世纪前留学日本时所经历的“激动时代”开始展开。
他指出，1945年日本裕仁天皇“玉音放送”宣告投降，迎来战后，对那一代的日本人带来的巨大冲击是难以想象的。随着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占领，“旧金山条约”、“日美安保条约”两个条约在1952年4月28日生效及同日“日华和平条约”（有人称之为“日蒋条约”）的签署，自此对日本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另外，50、60年代日本乘借亚洲冷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机迅速崛起，面对被称为“火凤凰”的“日本经济奇迹”，怎样看待其背后亚洲人民利益的牺牲，特别是朝鲜与越南，是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必须面对与思考的问题。
卓教授回顾自己1966年到日本留学的时代，大学校园罢课、游行已是家常便饭，他所在的早稻田大学也不例外。青年带着火炎瓶（一种自制燃烧瓶）、手持“格瓦拉棒”，全副武装走向街头，军警手持盾牌，戴防毒氧气面罩，丢催泪弹；当时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这个时期日本人称之为“激动时代”。大学生为何呐喊与造反，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反对腐败的教育制度，尤其是反对"产学协同"、企业利益优先的体制；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反对越南战争以及美日政府的相互勾结。日本学运并非孤立现象，从1966年美国国内反对越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1968年法国的"5月风暴"来看，汹涌澎湃的学运是席卷全球的。
面对战后日本社会矛盾总爆发，“国论二分”的困境面前，日本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如何看待日本的侵略战争以及摸索战后日本的出路。卓教授就自己所接触的日本新闻学者，分别列举观点相左的两派来检视他们的战争观和新闻观。早稻田大学兼职讲师、《综合新闻事业》季刊主编的酒井寅吉（1909―1969），战争期间为《朝日新闻》从军记者，目睹有“马来亚之虎”之称的山下奉文迫使英国白思华将军降服、新加坡沦陷的情景。针对当年美化战争的《马来战记》䓁作品，战后以“自由派”自居的酒井仍然表示："我并不存在着诸如对战争的‘罪恶感’之类的心理压力。”（《马来战线从军的回忆》，《丸》，1959年2月）立教大学的小山荣三（1899-1983）战前是引介纳粹德国新闻学，鼓吹战时宣传研究的第一人。著有《战时宣传论》、《人种学概论》、《民族与人口理论》、《新闻社会学》、《比较新闻学》和《广报学》等。1949年应美国占领军总部的邀请，调查日本国民舆论之走向并于1963-1983年出任日本广报协会理事长，成为战后大众传播学界的红人。
与上面两位不同，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内川芳美、荒濑丰、香内三郎和高木教典等新闻学者都对日本战争期间的法西斯新闻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日高六郎更是因1969年抗议武警冲进东大而辞职。同样，鹤见俊辅因1970年抗议武警进同志社大学而离开大学。立教大学教授，原《朝日新闻》社论委员、《朝日杂志》主编影山三郎，在反思战前的法西斯新闻控制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
日本亚洲问题专家为何反思？
针对日本亚洲问题专家的走向，卓教授较详尽地为大家介绍了印度史专家、东京大学讲师石田保昭（1930-）的观点。此人出身军人家庭（父亲为陆军中将），从小唱军歌长大，自称“比天皇还忠于天皇的天皇主义者”，他对天皇宣布投降，一直不能接受，直到东京裁判时才知道南京大屠杀和日本发动的是侵略战争，也因此受到巨大的冲击。后来，石田考进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系，远离国史学而攻读了印度史。他认为国史学在战争期间是为大日本帝国国策服务的，学生上课前都要先向天皇参拜，所以他不愿意在那种气氛里学习，想要逃得远一点。后来他受到著名朝鲜史专家旗田巍(1908一1994)的启发，知道日本的所谓东洋史学跟法国的印度支那学，跟英国的亚洲学同样都是在各为其帝国扩张政策服务。他同时也从中认识到日本东洋史学仿自西洋史学,系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中国史，讲究＂科学性＂、"客观性＂，而与传统的汉学有所区别。日本东洋史学可能很多人崇拜，但是要认真的去了解它的如下研究倾向：其一是，异常重视地名考证，“满铁"内的＂�鲜地理历史研究会“的研究方向就是很好的例子；其二是，与其说重视中国本土，不如说重视寨外（即域外）的研究；其三是，忘记人之存在。石田认清了前辈所走的道路后，他既不愿沉浸于毫无生气的中世纪印度王朝研究，也不想为战后日本企业开拓印度市场而调查研究。在思想和行动上他既反对“皇国史观”，也参与当时学界反对美国的“亚洲基金”、“福特财团基金”等与美国冷战政策紧密挂钩的学术资助运动。
卓教授还介绍了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讲授“中国经济论”的安藤彦太郎（1917―2009）的观点。他至今还记得安藤在开学第一天分发的问卷：中国的正式名称是什么？大多数人回答为“中共”，因为当时的日本报纸紧跟日本政府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辩称中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结果，全班一百多名学生当中只有四个人答对。安藤比较激进，由于不了解文革的真相，当时发表了不少倾向于文革的观点。但他对日本战前中国学的演变做出了详细的疏理和深刻的反思。他指出，早期的日本汉学家都是因为喜欢中国、羡慕中国或者崇敬中国古代的文化而研究中国的，到了明治维新以后，东洋学的研究方法论是向西学取经的，虽有其“科学、客观”的一面，但却以西方价值�，即＂近代化＂与＂西方文明＂为基�来衡量中国。他同时指出，以西洋史为蓝本的东洋史研究，其内容实质上是＂洋学＂(即西学）。最明显的例子是著名的车洋史学者白鸟库吉从文献实证着手，架空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禹的存在，起了＂偶像破坯＂(即解构之前中国史的�写）的作用，给当时奉之为＂古代圣人＂的日本汉学家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安藤还引述学界前辈的看法，点破＂否定中国古代传说还意味着否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中国文明的侮视＂。加之战前的＂东洋学＂、＂支那学＂研究者们的研究与日本侵华的国策紧密��，安藤认为，这些战前对中国的庞大研究积累给战后日本的研究者留下了不少值得反思与纠正的良好素材。
官方的舆论如何诱导？
卓教授指出，针对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反思风潮与“造反”，日本政府处心积虑，采取了各种“反击“措施。具体而言，除了加强“日美安保体制”、推行“教科书检定”制度和镇压学生运动之外，还通过东京奥运会（1964）、明治维新百年纪念（1968）与大阪万国博览会（1970）来宣扬日本国威，推售日本特殊论。1970年，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冀图唤回“大和魂”，更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卓教授强调，迄今为止明治维新应该如何评价是问题的关键所在。1968年明治百年纪念引发日本国内的论争，当时日本思想界有两条路线的论争，这场论争对今天日本是走战争路线还是和平路线，仍然发挥着作用。卓教授指出，明治百年该不该庆祝，最早提出这话题的学者之一是60年代反安保的著名中国学研究专家竹内好(1910-1977)，后来自民党政府决定由官方出面隆重庆祝。竹内好声称反对中日战争，因为是亚洲人打亚洲人，但他对东南亚的侵略又采取暧昧乃至否定的态度。他在战后对其战争期间支持“大东亚战争”的看法仍未收回和反思，而遭到同年代不少日本学者的抨击。
卓教授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少知识分子到日本之后由于不了解上述情况，再加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本身也在为摸索和迈向近代化道路而苦恼，所以想当然地对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给予过高的评价，而忘记其黑暗与罪恶的一面。他认为这一点直到今天在中国的思想界，还存在其负面的影响。卓教授强调由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侵略性，如，1874年日本已经出兵台湾，1894年甲午战争以及1941年以后对东南亚的侵略战争等，并没有被充分检视，因此日本范本的“近代化“，“以日为师”路线的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
讨论环节：以史为鉴理论关照现实
本次茶座除了新闻传播学院的师生之外，还吸引了外文学院、人文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和经济学院等跨领域茶友的参与。
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毛章清老师就战后日本知识界、舆论界与政党如何互相结合，促使日本最终抛弃“国论二分”走向总保守的道路提出疑问。卓教授主要从天皇制的保留（尽管战后象征性天皇与战前天皇在宪法上的地位截然不同），战前与战后思想的连续性和记者俱乐部三个方面进行了解析。他谈到战后在美国亚太战略思维下保留下来的象征天皇制，迄今仍然在精神层面对日本产生影响。战前曾经是法西斯的一员，战后换张面孔变为＂开明派＂的大有人在；更有甲级战犯摇身一变成为日本首相；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大财阀曾有过解体的表象，但到70、80年代已全面恢复原状。再加上日本的新闻体制基本上是闭塞的记者俱乐部制度，舆论诱导攻势不亚于其他任何国家。卓教授补充说明“讲究空气”是日本社会的一大特色，空气即是气氛，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懂得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
参会者吕艳宏针对日本知识分子对于明治维新评价分歧的问题，请卓教授结合中日知识界、舆论界，进一步展开解析“近代化史观”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示。卓教授表示，“近代化史观”在他留学时代基本上都会被当做＂赖肖尔史观＂。赖肖尔是日本史专家，在越战时期曾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并在美日安保条约加强时扮演了重要角色。与当时众多日本史学者反思明治维新的观点相反，赖肖尔肯定日本明治维新的近代化路线，认为日本尽管不能和欧美比，但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是优等生。由此，赢得了自民党官方及保守派学者的支持，所以整个明治维新的百年纪念即是避开侵略战争话题，大力宣扬工业化为日本的繁荣打下了基础，进一步要为明治维新的那些先贤们包括伊藤博文树碑立传，令亚洲人，特别是韩国人十分不满。实际上，赖肖尔还曾迫使报道美国惨无人道轰炸越南的《每日新闻》国际新闻部部长大森实(1922-2010)离职，成为当时言论自由的最大干扰和破坏者。卓教授进一步指出，当时支持明治维新近代化路线与否成为判断是保守派还是革新派的一个标志。但在今日的中国，国民党外交官蒋廷黻不问近代化手段，只谈近代化成功与否的"近代化压倒一切论＂史观似乎很有市场，卓教授强调，近代化本身没有问题，但如将日本视为近代化范本或倡议＂近代化万能论＂，则大有商讨的余地。他认为，对待这类问题要尽量回归历史的大背景，还原历史真相，实事求是。
除此之外，来自不同学院的师生还针对战后日本政界与学术界的诸多问题提出探讨，卓教授都一一予以作答。本次茶座在热烈的讨论气氛中落下帷幕。
（撰稿／厦大新闻研究所吕艳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