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新闻学茶座（19）孙立川博士谈“文学、历史与新闻的跨界写作――漫谈金庸的文笔生涯”

2016年3月29日，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总编辑、中文系76级校友孙立川博士借返乡祭祖之便，专程赶回母校，送上对母校95周岁的生日祝福，并应厦大新闻研究所邀请,为“厦大新闻学茶座”带来第十九场学术交流会。本次茶座由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曹立新博士和厦大新闻传播学院首任常务副院长黄星民教授共同主持。作为著名的武侠小说研究专家、出版家和金庸先生的朋友，孙立川先生以“文学、新闻与历史的跨界写作――漫谈金庸的文笔生涯”为题，从“如何做新闻、如何做文学研究、如何做史学研究”三个层次剖析了金庸的写作历程，并结合许多不为人知、妙趣横生的文坛掌故，探讨了金庸作为报人、作家、社会活动家等不同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引发了在场师生和金迷的共鸣。

孙立川先生1976年从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系任教。他回忆厦大新闻系筹办时，曾经聆听过老报人徐铸成的一次演讲，题目是《如何做好新闻这道菜》，听后有茅塞顿开之感，动了到新闻系工作的念头。后来到日本留学，获得博士学位，转到香港从事出版业，也算是与新闻有缘。孙先生说，高考恢复后最早几届厦大中文系毕业生，有不少人投身新闻工作，像《人民日报》的连锦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范丽青等，都成为著名记者。这些名记者之所以成就不凡，无疑得益于他们所受的中文专业训练和扎实的文学功底。

金庸也是如此。孙立川先生曾编辑一套《香港当代著名作家作品选》，第一辑21位作家中有好多位报人，特别是《大公报》报人。《大公报》就像是香港报业中的少林寺，人才济济，许多名家均出自《大公报》。金庸、梁羽生开始创作新武侠小说，就是在《大公报》工作期间。他们都是记者出身，是同行，是同事，又是同年，当然，还有许多同好，比如都热爱文学和棋艺。

孙立川回顾了金庸刚从上海《大公报》转到香港《大公报》时一文不名的生活。金庸是从撰写影评开始文笔生涯的。当时影评的稿费很低，一篇影评稿酬还买不到一张电影票。但是，写作影评带给金庸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是，他的武侠小说充满了蒙太奇的画面感。无巧不成书，在《大公报》写影评的金庸有一天奉老板之命给新来求职的人出考题，考者竟然是梁羽生。金、梁两人成为同事后，经常在一起喝酒对弈，也调侃起时称剑侠小说的拳头加枕头。适逢香港武术界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与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在澳门举办擂台比赛，《新晚报》总编罗孚忽发奇想，让梁羽生马上写一篇武侠小说。1954年1月20日，梁羽生果然写了《龙虎斗京华》，首刊在香港《新晚报》上。没想到，一纸风行，约稿纷至沓来。梁羽生分身乏术，推荐了金庸。就这样，金庸写出了《书剑恩仇录》。

从此，就像华罗庚对梁羽生说的，武侠小说如同成人的童话，有华人处必有武侠小说。在所有新派武侠小说作者中，孙立川特别推重金庸和梁羽生两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两位作者既有不凡的文笔，又有广博的知识。梁羽生的文学、历史、哲学修养均相当深厚，而且棋艺精湛，对对联也颇有研究。他的棋话、联话都相当精彩，棋话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武侠小说。至于金庸，孙立川介绍说，他在为自己策划的“武侠小说家的散文”丛书中“金庸卷”编选篇目时发现，金庸除了从1955年发表《书剑恩仇录》开始，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写了14部武侠小说，后来创办《明报》，每天要写社论，还要写“北望神州”、“明窗小扎”等专栏文章。这些文章涉及时事政治、历史掌故、中外风云，显示了非常渊博的学识。此外，金庸还翻译过7篇外国小说。为了研究佛法，金庸还曾经将《金刚经》翻译成英文。孙立川先生认为，报人金庸、梁羽生的跨界写作对新闻学生的重要启示是，要想成为优秀新闻人，必须要广泛读书，勤于写作，还要掌握好外语。

除了更加注重文学性，孙立川强调，新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历史内涵。金庸的武侠小说，在这方面尤其为人称道。金庸武侠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本身就来自历史真实人物，人物言行刻画都符合其时代背景，没有出现某些著名武侠小说家经常出现的历史硬伤。金庸武侠小说继承了中国小说中言情与言史的传统，因而具有一种特别的感染力。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就是取材于他的江南故乡广为流传的一个关于清朝乾隆皇帝的故事，恩怨情仇、家国情怀，在虚实之间绘制出一副历史画卷。此后，他的每一部武侠小说，也都无不带着对历史的思考和现实的关照，将大历史、大故事、大情怀从笔尖缓缓流出。就像中国人民大学前国学院院长、“红学”大匠冯其庸所评价的：“这需要何等大的学问，何等大的才气，何等大的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学的修养？”

“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旦夕毁誉何足道，百年成败是非轻。聆群国士宣精辟，策我庸驽竭愚诚。风雨同舟当协力，敢辞犯难惜微名？”茶座尾声，孙立川借用这首诗总结了金庸先生作为报人、作家、社会活动家等在各个行业和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