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他者如何交流，交流中又如何跨越性别、国籍、种族、民族、语言与文化的鸿沟？这是一个困扰人类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进而从以下四个方面的追问与探寻中撑开跨文化传播的立体思维：
“我能够交流吗？”
“我、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如何走向自由、平衡？”
“文化的多样性统一如何可能？”
“如何面对媒介作为桥与沟的双重文化角色？”
在2016年4月22日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主办的“厦大新闻学茶座”上，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单波教授通过上述四个问题引发人们思考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作了题为《跨文化传播的基本问题》的主题报告。
一、文化与传播的同构
单波教授从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画卷谈起，认为传播既是文化画面展开的形式，又是文化生产的“工厂”。当我们注意到画卷中的中国元素时，必定也会看到传播的偏向，当我们走进“工厂”时，可感受到传播创造文化以及文化间的关系，体会到在传播中按照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去设计文化。这样一来，“文化与传播同构”所表现的难题就在于，当文化的偏向与传播的偏向互现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沟通会显得相当艰难。
事实上，跨文化传播最基本的层面就是个人与陌生人的交往关系。单波教授认为，“跨”字翻译的并不好，需要讲究主体间性。在相互交往的特定社会文化系统里，我们会产生各种角色的分配，一个是分配出作为社会文化系统内部成员的“我们”，一个是分配出作为与一定文化系统相异并且不完全被群体成员接受的“陌生人”的“他们”。每一种文化都试图用自己的价值去观察和评价他者，所以，文化具有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与民族中心主义相伴随的是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它们共同构成了跨文化传播的阻碍。如何跨越阻碍呢？单波教授认为，根本的方法在于把这些障碍作为反思的对象，反思社会文化结构的偏向问题和文化间交流的非理性问题，认识跨文化传播的实质，才能走向更全面、自由的跨文化传播。
二、人是传播关系的总和
大家都知道“我思故我在”这句名言，笛卡尔（René Descartes）通过怀疑的方法论证了“我”的至高无上性，由此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主体性哲学以作为主体的自我为基点出发，这就免不了他人被当作客体的命运，即我们只重视表达自我的观点，而缺少倾听他者声音的诚意，只兴奋于话语对他者的穿透，而忽略他者的解读所生产的新意义，只忠实于自己的文化价值与习俗，而失去“从他者出发”的跨文化态度，处于非交流状态。虽然主体性哲学家希望他的“我”就是“普遍的我”，但问题是：我的世界何以能超越我的界限而达到他者？我的话语何以能成为共同的话语？历来的主体性哲学家并未给予圆满的解答。
单波教授认为，从单一的主体出发，并不能找到跨文化交流理想的状态，只能回到主体与主体的传播关系，即主体间性这个层面，重新建构包含了我们与他者联系的更高的主体性，即通过中介化的客体和客体化的中介，向多极主体开放，与多极主体同时构成“主-客”关系，形成“主体-客体-主体”三极关系结构。借鉴马克思从主体间交往实践提出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单波教授认为人是传播关系的总和：第一，人与人的关系总是同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第二，人与人的关系的性质由成员之间的传播所界定；第三，人与人的关系是在参与者的协商谈判中发展的。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我与他者的关系根本不是什么传播主体和传播客体的关系，而是同一传播活动中共生的两个主体，传播中的主体和主体之间共同分享着经验，进而形成意义分享，由此形成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信息平台。
三、他者是主体建构自我意义的必备要素
如何处理好主体间性问题？单波教授认为要先处理好“他者”的问题。主体间性转换为文化间性，即如何形成文化间的互�理解，提高每一个个体超越自身和与其他文化互动的能力，从而建构完整的自我意识。要做到这一步，只能“从他者出发”，把自己的偏好悬置起来，从而看见他者、听见他者进而理解他者，建构文化的多维视野。但这样做存在两个难题：第一，在人类与生俱来的文化中心主义视野里，他者是受到贬抑和排斥的；第二，我们即使承认差异的重要性，为他者的出现留出空间，但这样的他者常常转化成同一或自我的他者，也就是占有他者或同一他者。为解决这两个难题，法国著名的犹太哲学家来莱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强调“彻底的他者”或“绝对的他者”，这在理论上虽然避免了同一化，但问题是把他者绝对化就是把差异绝对化，我与他者就失去了跨越文化的可能性，失去了理解与沟通的可能性。
事实上，我与他者的差异性在语言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等层面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他者是主体建构自我意义的必备要素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这一命题导引出一个悖论：差异性决定了我与他者之间不能完全理解，但否定差异，我与他者之间就根本无法理解，甚至也无法理解自我，把他者纳入我的语境之内进行理解只能导致单面的理解或扭曲性的理解。这一悖论又进一步导引出一个应然的命题：我们应该理解并接受差异性，在差异中理解自我的意义，在对话中建立互惠性理解。
四、从多元文化主义转向文化间性
世界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哲学认为是多元的。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理想照进现实起源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Pierre Trudeau）1971年发表的演讲，将多元文化主义列入政府的施政大纲，明确宣称不主张同化，不主张消除文化差异，每个人都能在一个团结统一的国家中和平共处，并鼓励各民族在保持本族文化的前提下彼此共享文化特色和价值观。文化多元主义政策确实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更宽容的政治氛围和权利对话的政治基础。然而，单波教授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在传统的文化理解上过于强调“差异”而常常变为“多元单一文化主义”，特殊文化认同的诉求引向了隔离区化和文化原教旨主义，有明显的政治偏失，强调了文化群体的主体性，而忽略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ity）问题。
为纠正这种政治偏失，单波教授认为需要超越多元文化主义政治，追求多元文化的和谐政治，以文化间性来对治差异引发的社会偏见和社会分裂，从而形成跨文化传播的政治基础：第一，并不缩减文化的多样性，而是加强文化的多样性，由单一文化身份转向跨文化身份；第二，不以损害少数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而是强调在尊重少数群体利益、寻求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利益平衡；第三，放弃“多元单一文化主义”的角度，转而从多样性交往层面看待不同文化或不同族群的共存；第四，拆解多元文化主义在国家内部筑起的群体间的壁垒，试图使每一个人在交往与合作中感知群体间的共性，形成群体间的理解与接受。
五、从软权力转向平等权力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1990年提出的软权力（soft power）能真正带来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吗？单波教授认为，软权力和硬权力是强制性权力的两面，两者都是通过控制、支配、影响他人行为以达到目的的权力；软权力来源于控制和支配的欲望，并在运行过程中不断生产控制和支配的欲望，这种欲望在释放和扩张之时直接让文化软权力与文化中心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等同起来，产生中心与边缘的冲突，从而背离和平与安全；软权力以霸权的形式运作，把各种社会力量整合到一系列策略性的联盟之中，试图使某个集团占有领导地位，以致它的支配权拥有广泛的赞同力量并看起来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从而取得对其它集团的一种优越性。
软权力与“co-optation”联系在一起，预设了霸权文化的主体地位，而且把它所具有的建立一套约束国际行为的有利规则和制度之能力视为至关重要的权力源泉。究竟如何让权力成为积极的、具有创造性的力量呢？单波教授认为，答案就是让权力回归人的创造力。与把文化吸引力当作支配他者的资源且使文化异化为工具理性控制力的约瑟夫・奈不同，我们更需要跨文化传播奠基人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提出的不以等级制或支配和服从为基础的平等权力，平等权力是人的创造力的重要表现。
六、跨文化传播的和谐理念
跨文化传播需要以文化间性（自由的、和谐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平等权力为政治基础，从文化间性出发，可以对治差异所引发的偏见与社会分裂，消解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危机，而平等权力则可以使人把权力看作是做事的、达到目标的特别是与人合作的能力，而且人在创造性的文化实践中有能力建构这种政治可能性。
跨文化传播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单波教授认为目的不在于建立个人的文化主体性，而是形成从他者出发的相互理解的文化主体间性，不是像社会共同体理论那样，消除人的文化特性和差异性，分享共同性和社会共同体经验，也不是像某些后现代理论那样，强化个体文化身份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而是达成人与人之间彼此倾听、彼此宽容与理解的文化关系。
本次茶座由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曹立新博士主持，《国际新闻界》协办。出席茶座的有来自新闻、人文、外文、经济、管理、物理、材料、社科处等多个学院和行政机构的师生们，大家带着对跨文化传播的主观意愿、自我实践和理论想象，就单波教授提及的“主体间性”、“文化间性”、“软权力的霸权性”等问题，从哲学思考、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等视角与单波教授展开了颇具启发性的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
（撰稿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罗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