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新闻学茶座（48）厦大新闻学茶座（14）
卓南生、吴廷俊对谈：“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
2015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新闻学茶座第48期与厦门大学新闻学茶座第14期在厦门大学联合举行。
茶座开始前，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张铭清院长发表了简短的致辞，他代表学院感谢卓南生教授将北大新闻学茶座的经验传到厦大，为厦大师生带来了一系列精彩的讲座。他表示，厦门大学新闻学院面向海洋，期待有更多的名师来茶座做客。
随后，厦门大学新闻学研究所所长卓南生先生宣布聘请程曼丽教授和吴廷俊教授为研究所学术顾问。
茶座由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程曼丽教授主持，由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两位导师卓南生教授和吴廷俊教授对谈“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
中国近代新闻纸起源的虚像与实像
卓南生教授继续了前一天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年会暨第四届新闻史论青年论坛的主题演讲――《中国近代新闻纸起源的虚像与实像》――中的观点，强调新闻史研究务必要论从史出。“论”是指研究的理论框架，但不能为了理论而理论，为了框架而框架，而是要有史实和史料依据之论。否则，只能是空论，泛论，是浮躁学风的体现，也与时下追求短时间内多出论文的学术评估体制不无关系。风气所致，能耐得住寂寞，肯坐冷板凳的学者越来越少。经常有学生问我：如何找到论文撰写的切口？我的回答是，没有大量的阅读和研究，何来资格谈论论文的切入口？只有大量掌握资料，先厘清问题所在，才有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是论文切入口的问题。
除了掌握充分的史料，用以解读史料的史观也非常重要。以中国近代报纸的起源为例，有些人认为中国传统的报纸不是报纸，那么你的依据是什么？从方法论上看，区分“古代报纸”与“新报”之间的重大差异，搞清两者的不同概念是有必要的，但是只要详细阅读原件，仔细对比，不难发现两者之间既有非连续性也有其连续性。
卓教授着重指出，中国近代报纸的诞生不是起自“内因”，而是来自“外因”，是西力东渐的结果。近代中文新闻纸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东方，传教士与西方列强�外扩张的国策相互呼应的背景下诞生的。这是中国近代新闻纸起源的特定语境。中国近代新闻纸起源决不是单纯为了传播新知，为了提高东方文明，而是在文明或新知的幌子下试图改变中国人对西人、西学、西教的形象，旨在维护在华西洋人共同利益而开展的宣传活动。忽视了这个基本事实，大谈早期传教士报刊对“跨文化交流”的贡献，有时难免会不慎掉入了不分是非的陷阱。
卓教授进一步表示，仔细阅读早期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如此，宁波的《中外新报》也不例外），就会发现这些报刊基本上都奉行本国利益至上的“国益论”和“双重标准”，而不是一般想象的“民主性”和“客观性”。他强调学术研究必须具有批判性。对于层出不穷的西方新理论，不能简单照搬和生吞活剥，要结合中国和亚洲的具体情况，审慎吸收或摈弃。在这一方面，他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学者对于刚刚引进的大众传播学的态度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当时，以内川芳美为代表的日本新闻史学界并没有照单全收，而是有引进，有反思，对本国前辈学者像小野秀雄等的论著也没有简单否定，而是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予以探索与辨析。
新闻史研究还有深入探讨空间
吴廷俊教授首先对当前一些流行的观点谈了自己的看法。对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历史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首先是本原的历史，也就是真相的历史。这个很难弄清楚，所以需要历史学家去爬疏史料，考证辨别，然后进行编撰叙述，这便形成了历史学家的历史。同样的历史，不同的史家，会有不同的编撰。最后，同一个史学家编撰的历史，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理解，也就是所谓读者的历史。吴教授沉痛地指出，史为今用，务必慎重，千万不能再像“文革”时期那样搞影射史学了。搞文学，搞新闻都不能主题先行，搞历史更不能主题先行。做历史，应该老老实实回到历史语境中，拥抱历史。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新闻史特训班和新闻学茶座，好就好在学风好。这次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都是切口很小、研究目标明确、研究方法恰当的，不是天马行空、漫无边际的空谈。在史论和史料的关系上，吴教授强调，首先应该是阅读大量史料，形成自己的观点，再将此观点放到史料中去检验，证真或证伪自己的观点，不断地有一个观点与史料对话、不断深化和完善的过程。
回顾中国近代报刊成立两百年来的相关研究，吴廷俊认为为未来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他着重谈了三个方面。
第一，晚清新闻史的很多亮点被遮蔽了。这一遮蔽首先是由于晚清革命派对维新派的妖魔化，然后由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维新改良派的批判。晚清七十年的新闻史其实有很多亮点，像清末立宪、新式官报、大清报律、租界等等，晚清报刊的多元化，在新闻史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呈现。
第二，民国新闻史基本上被碎片化。在现有的新闻史教科书中，民国似乎成了一个敏感的概念，包括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等，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讲了民初，却没了下文。
第三，共和国新闻史在相当程度上被扭曲。像一九五八年报纸上的许多报道，就像刘少奇后来指出的，对浮夸风、共产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是，在现有的新闻史著述中，却是一片光明。新闻史研究，同样就像赵启正讲的，不能为了正能量而说假话。
对于这些空白点，吴廷俊教授主张要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不要轻易写通史，编教材，宁可实实在在一点一滴地推进研究。
互动环节 讨论十分热烈
在互动环节，北京工商大学的李杰琼副教授首先发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对历史研究的影响，进而指出历史研究的底线是需要研究者承认历史事实是存在的。因此，“本原的历史”、“撰写的历史”和“阅读的历史”，在这一点上也是可以达成共识的。随后，她结合自己的研究和观察，提出了困惑：新闻史论研究当前受人青睐的两种研究趋势――一种是现代化的研究视角，一种是解构民族国家的研究视角，是否会造成历史叙事与历史事实的分离，对中国近代史的现实造成某种程度上的遮蔽？她指出，有这种困惑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从现代化的视角研究新闻史，而是新闻史研究不能不首先思考什么是现代性？如何清醒地认知并客观地评价西方现代性的两面性？进而审慎地探索中国达成现代性的途径是什么？
卓老师认为李杰琼的问题涉及研究新闻史的一个基本前提性问题。他指出，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当前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某些混乱与改革开放以来知识界的反思与混乱的背景密切相关。这种混乱反映到新闻史研究领域的就是，随着大量西方理论之涌至与冲击，不少人对如何书写新闻史的兴致似乎远大于踏实地做新闻史的研究。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大家都在谈论新方案与新范式，但对于具体个案的研究却不太热衷，更遑论埋头苦干与挖深井。卓教授指出，不满足于停留现状的研究是可喜的现象，但改变现状的最好方式不是简单地否定前人经年累月研究的成果，而是用扎实的个案研究去尝试展现新的范式，真正做到破在其中，立也在其中。至于借用杜赞奇解构民族国家（这是与解构民族主义相联系的）的观点来搞新闻史研究，多少令人感到意外。翻开近现代史，不难发现西方（包括日本）列强曾以中国不是“民族国家”为理由而声讨乃至侵略“非文明”的中国，足见“现代化万能论”之不可取，其要害是以“强弱论”代替了“是非论”。与此相反，抛出复线的研究方法论固然无可厚非，但旨在解构中国"民族国家"的史观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究竟具有什么生产性的启示，却令人不能不存有质疑。
吴廷俊教授则表示赞同用现代化范式研究新闻史。吴教授指出，现代化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他进一步解释道，之所以强调晚清报刊多元化，就是因为这种多元化就是新闻事业现代化的体现。西方现代化比中国早，但不必刻意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起来。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黄星民教授对吴廷俊教授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的分析深表赞同。结合自己研究媒介史的体会，他认为，研究共和国新闻史尤其需要论从史出，需要理论勇气。
厦门大学日语系吴光辉教授从概念史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1962年日本箱根会议上，美国学者帕森斯最早提出现代化概念， 取代西方化。进入90年代，出现了全球化，全球化又被纳入美国化。我们最严峻的问题和困惑来自于我们一直是被书写。联系到新闻史，吴光辉提出，如果新闻史中没有新闻，那么其价值何在？因此，新闻史不应该让位给历史学，而应该以新闻学的核心概念为基点，展开批评性研究，最终让新闻超越历史。
吴廷俊教授回应时指出，未必要让新闻超越历史，应该是借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回答新闻史的问题。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毛章清、南京财经大学的刘泱育等还就新闻史的学科性质等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两位导师均作了精彩回答，并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问题和茶友们一起展开了热烈讨论。茶座进行了整整四个小时，将近一点时才结束。本次茶座由《国际新闻界》协办。
（撰稿/ 厦大新闻研究所 曹立新、杨帆、陈思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