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观对当下传播研究有何借鉴意义？功能主义传播学存在哪些问题？如何重塑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影响？2015年12月5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胡翼青教授在“厦大新闻学茶座”，与广大师生分享了研究心得。
胡翼青教授认为，在互联网技术无远弗届新媒体如日中天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功能主义技术观指导下的传播研究停留在功能层面影响的探讨，是传播学发展裹足不前的重要因素，强调传播学应通过建立与哲学及一切重要社会科学基础理论之间的关联，从而重塑传播学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学科地位。
一、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观
胡翼青认为，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起点从批判雅斯贝尔斯开始。雅斯贝尔斯的技术哲学观点大致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技术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人类可能会有一个终极目标，技术是帮助我们达到那个终极目标的手段；其次“技术是人的行动”，不是技术决定人，而是人在使用技术。
作为存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的海德格尔对所谓技术工具学的解释持批判态度，认为“技术是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废话”。如果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当技术被看做手段，那么世界就在主客体二元论中陷入物化和对象化的境地，世界将被任意践踏，因为它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一旦人本身也被纳入功能化、标准化和齐一化的范畴，其它客体对于你来说，其存在也只有一种功能化的意义。海德格尔说，当这个世界陷入对象化的世界之后，人本身也变成了一种空洞的存在，所以主体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是先于人而存在，所以“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个论断存在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的本质是“座架”，存在只是“座架”上的持存物，“技术的座架”是人存在的前提。这里的“技术的座驾”是指技术和围绕技术的一系列的制度和文化，构成一个绵延不断的整体，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嵌入到了人存在的前提。海德格尔反对把技术和人分割，认为技术和人的存在互为一体。我们在考察技术时，实际上就是考量人的存在，把技术和人当作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时候，很容易陷入机械的技术决定论。
胡翼青指出，把技术当成目的的手段，这是功能主义的观点，这是对技术的最大曲解，一旦对技术的认识陷入功能化的境地，我们的理解就会出现偏差。海德格尔对技术工具论的批判和思索，对传播技术研究如何正确把握技术与人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有警醒作用。
二、功能主义传播学意味着什么？
胡翼青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观的分析，让人们意识到技术不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它还具备改造和建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的力量，从而进一步揭示了在当前传播学研究中普遍流行的功能主义技术观所存在的问题。对此，他列举了丁未《流动的家园》和本人研究的课题为案例来说明传播技术观不能被功能化，否则就会缺乏阐释力这一论断。
他介绍道，《流动的家园》是一本关于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行为调查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但是作者关于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身份转换和城市生活之间作用关系的论述有待商榷，因为不是湖南攸县出租司机主动运用新媒介手段建构城市生活，形成新型社会关系，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被ICT（信息通信技术）实践重塑了。
在研究电视媒介如何建构安徽金寨留守儿童现代性观念的过程中，胡翼青发现，受电视媒体影响的留守儿童（包括作为参照群体的流动儿童）处于既不认同农村也不认同城市的悬置状态，造成这种现象的一部分原因是农村留守儿童并不像丁未乐观估计的那样，把媒体实践当做他们主动适应现代性生活的工具，由于缺少现代性文化的技术座架，其技术使用导致他们既不适应城市文化，也不适应乡村生活，变成了既不属于农村又不属于城市的矛盾个体。如果只把技术当做一种工具看待，就无法解释为什么留守儿童不完全认同城市生活，也不完全认同乡村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与主体两者之间是匹配的，不是主客体二元对立关系，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技术与主体之间互相建构的关系。如果以传统技术工具论来阐释传播技术的社会功能，到最后就会陷入媒介决定论或媒介中心论的框架中。事实上多数发展传播学的研究都无法摆脱这一尴尬的境地。
胡翼青借助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文化工业化为何无法生产出有创造力的艺术作品”的洞察，进而阐明为什么功能主义传播观主导下的学术工业为何无法产生有创造力的学术作品。胡翼青认为，哥伦比亚学派领军人物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研究实践改变了文艺复兴以来人文知识的生产方式，将知识生产变成了一种学术工业。传播学的研究被简化成为一条以效率为主导、分工合作的流水线，知识以大批量生产的方式“被分成不同的工序”。这种流水式的学术生产模式使得传播学研究逐渐失去了创造力和想象力，这也是传播学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陷入停滞不前状态的重要原因。这正是海德格尔揭示的“当代技术生产使世界井然有序、功能化和标准化”的必然结果。
三、“重新发现传播学”
胡翼青指出，功能主义传播学视阈下当代新媒体研究路径无非两类，一类是运用心理学功能主义的方法去研究传播技术的特征与功能，还有一类是用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去研究互联网、新媒体在社会文化中扮演的角色，这两类研究都是着眼于功能，不构成学术意义。因为前者容易变成“互联网是怎样满足每一个个体的心理需求”的研究，后者则容易变成“互联网是怎样满足我们在社会与文化研究当中的结构性扮演”的研究。他还认为涂尔干式的社会学整体主义的分析――即结构功能主义思维，和华生的行为主义方式――即纯粹功能主义思维，都不构成作为传播学理研究的合法性。
他同时表示，无论是心理学意义上还是结构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其满足的所谓功能都不是真正意义上人作为一种主体性解放的存在所承担的功能，满足的只是一种伪心理功能和伪社会功能。功能主义实证传播研究所关注的问题都是社会功能问题，在公众日常生活中其实并不重要的实用主义的、机会主义的或者功利主义的关系已经被我们当成了传播学研究的全部，完全忽略了在日常生活丰富多彩的内涵和过程。一旦媒介和受众的关系被简化为需求满足的功能性关系，这种阐释只能给我们提供知识，无法形成理论，也无法形成思想。
胡翼青指出，传播是技术变迁最快的领域，传播学是技术功能主义观的重灾区。传播学的困境在于，当它想要解释媒介与人的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的时候，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因为新媒体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存在方式，它对我们的影响无所不在，很难观察到它的功能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出来，它是人类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只要讨论媒介对人产生什么直接影响时，研究者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媒介中心论或者媒介决定论的陷阱当中。
由此看来，功能主义在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上是缺乏解释力度的，它最大的问题在于从工具论视角出发，强调传播效果和社会控制，未能正确把握传播技术与人之间相互建构的深刻关系。一个时代的媒介技术会建构一个时代人的存在，因而我们在讨论技术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应该超越功能主义技术观的框架，反思技术座架是如何建构和塑造人和社会的。
为此主讲者认为，重新发现传播学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提升本学科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存在感，需要认真思考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传播研究。以“新媒体原住民”和“新媒体移民”之间的人际代沟为例，这不是新媒体的使用问题，而是媒介技术对人性和代际关系的建构才应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所谓“新媒体研究”，它不应该仅仅指互联网研究，比如晚清社会电报技术的传入，也是一种新媒体研究，因为可以用今天互联网怎样嵌入人类日常生活的视角，去重新认识和书写这段历史。从来没有哪一种媒体不能被称为新媒体，也从来没有完全不变的受众。这种新媒体研究，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关注一切媒介技术中介化的社会存在，关注一切人的存在方式（时空、关系与观念）因媒介嵌入而发生的重构，这些均应当成为传播研究的重点。
分析至此，主讲者再次强调了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观所揭示的事实，媒介先于人而存在，并以其文化制度建构了人。当传播学将研究重点放在探究社会存在与媒介相互建构关系时，传播学才能重塑其独一无二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影响，希望传播研究能建立与海德格尔、舒茨、曼海姆、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之间的真正对话，建构传播学理论与其母学科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联。传播学因之可以打通其理论和哲学当中的那一段没有被证成的路径。
本次茶座由厦大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兼秘书长毛章清主持，由《国际新闻界》杂志协办，厦大新闻传播、公共事务、人文、外文和管理等各个学院，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参加首届海西青年传播学者论坛的与会者60余人出席茶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胡翼青结束了主题发言部分，并针对与会者关于海德格尔哲学观、功能主义范式学科应用等疑问作了更加深入的阐释，气氛相当活跃。
（撰稿人：厦大新闻研究所毛章清、胡雍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