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2日下午3点，第12期厦大新闻学茶座在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楼会议室举行。时值新闻研究所成立、厦大新闻学茶座举办一周年，新闻研究所所长卓南生教授亲自主讲，为在座茶客带来了题为《呼之欲出的“安倍谈话”与战后日本70年――一名东南亚报人、学者的观察和体验》的报告。茶座由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曹立新博士主持。
据卓南生教授观察，半年多以来，安倍谈话一直备受各方关注。安倍会发表怎样的谈话，是否会继承日本领导人过去发表的三个谈话（即宫泽谈话、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谈话对中日关系有何影响等问题一直是舆论界注视的焦点。但卓教授认为，只关注“谈话”词汇之增减与是否更动，而忽视了“谈话”的本质，无疑是上了日本议题设定的当。他指出，针对第二次上台的安倍的政治走向，不应再停留于"听其言观其行＂的�次，实际上，从安倍上台以来所推行的政策和言论，他否定三个谈话的态度已经昭然若揭。此外，有一部分媒体在有意无意之间散播着这样的一种论调，将日本企图修改和平宪法归因于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修改和平宪法是战后日本保守派的既定战略，不因中国崛起与否而有所改变。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无疑妨碍了我们�呼之欲出的＂安倍谈话＂的认识。
要正确理解"安倍谈话＇，需从战后日本70年的历史入手。卓南生教授1966年到日本留学，对日本社会有近50年的观察和切身体验。卓教授说，1966年初到日本时，日本已呈现一种“向后转”的趋向――当时媒体就掀起一股“怀古情调”，战前的《练兵手册》成为畅销书、军歌成为最有人气的歌曲、《读卖新闻》甚至影印战前报纸纪念太平洋战争。与此同时，还有人重搬战前理论为日本侵略辩护（如ABCD包围论，认为日本受到美国、英国、中国、荷兰的包围，迫不得已才发动战争）。这些迹象无一不表明，不和平的因素正在滋长，但总体而言，当时公开反对和平宪法的人士毕竟是“一小撮”。
与复古情调并行的，当时还有“好男不当兵”、“别把子女送上战场”的声音。青年人中弥漫着反战、厌战、恐战的情绪。这些反对重走战前老路的呼声让鼓吹战争的日本保守势力极端失望，1970年，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甚至切腹自杀以示其政治追求。
日本当局为了扭转国内反战、厌战、恐战情绪高涨的不利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们将反战和厌战、恐战区别对待，真正的反战分子属于少数，对于占大多数的厌战、恐战者，官方将其定性为“厌战病”、“恐战病”，认为需要接受治疗，加强力度修改教科书，便被视为最佳良方。1982年，当局将教科书中的“侵略”改为“进出”，引起了亚洲各国的强烈不满。所谓的“宫泽谈话”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表的，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当时表示，今后教科书审定将会照顾邻国的感情。然而在卓教授看来，只谈“照顾领国感情”而回避是非对错的宫泽谈话只是迫于形势发表的官样文章，现实中，日本也没有做到在教科书编写上“照顾邻国感情”的许诺。
用教科书颠倒黑白只是开始，紧随其后的是提升日本人对战前的认同感。中曾根康弘上台后，提出“战后政治总结算”的政治纲领，1985年8月15日率领18名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进一步表明当局认同战前的思潮。
政治气候在90年代有了重大的变化。表面上看，社会党村山富士的上台似乎意味着革新派参与政权的良好趋势，真实情况却是，村山领导下“脸孔是社会党，身体是自民党”的联合政权，不仅没能牵制掌握实权的自民党，反而葬送了社会党反战的家底。讽刺的是，轻量级首相村山发表谈话的同一天，重量级大臣桥本龙太郎却率领百名议员参拜靖国神社。从这个角度看，过高评价村山谈话是不恰当的。村山谈话不仅没能起到实质作用，而且还成为日本当局应对外国人批评日本从未道歉的挡箭牌，六年六拜靖国神社的小泉纯一郎也念村山谈话经就是一个例子。
报告最后，卓南生教授强调，只有了解战后日本＂逆时针转＂的发展史，才能正确认识＂安倍谈话＂的本质，才不会陷入“念村山谈话就是好，不念村山谈话就是不好”的粗浅判断和认识，才不会跟着日本传媒舆论诱导的指挥棒团团转。
卓南生教授的报告引起了在场师生的热烈讨论。正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安倍是否会于9月3日访华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卓南生教授认为来与不来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在于他为何而来或不来，把过多的精力聚焦于这些表象，显然无助于我们对安倍政治与外交的深层认识。一些老师对如何使中国媒体跳出日本议题设定陷阱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卓南生教授认为，只有大力培养真正了解日本，深谙日本政治、历史、社会，俱有批判精神和能力的“知日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厦大新闻传播学院本科生 张至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