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1日下午，“厦大新闻学茶座”第四期在新闻传播学院4楼411会议室举行。美国特拉华大学终身教授陈建国博士应邀作了题为《漫谈美国汉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的主旨报告，并就此话题与来自新闻、人文、外文等多个学院的40多名师生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次茶座由厦大新闻研究所主办，由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曹立新博士主持。
陈建国博士首先对“汉学”概念作了厘定。他认为，狭义的“汉学”是以中国早期的历史、语言、文献等为中心的研究，以欧洲传统汉学为主，是纯学术的，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广义的“汉学”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学术界对现当代中国的研究，通常又称为“中国学”或者“中国学研究”，以美国汉学研究为代表，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特征。
陈建国博士认为，美国汉学研究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草创期，研究主体是十九世纪初期以来到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以裨治文、卫三畏等人为代表。比如卫三畏1877回到美国以后创立的耶鲁大学汉学系，是美国第一个研究中国的机构。这个时期的美国汉学研究，深受欧洲汉学影响。直到20世纪初期，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太平洋学会等机构相继成立，美国汉学渐渐成型，但仍然以欧洲模式为主导。当时美国大学里组织的汉学家社，成员基本上都是欧洲移民，像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夏德。总体而言，当时欧洲尤其是法国、罗马是汉学研究圣地，美国充其量只是一片乡郊荒野。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汉学的分水岭。随着战后中国学的兴起，美国汉学研究进入第二个时期，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汉学研究，具有很强社会政治功能。这个时期美国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费正清曾经说过，“美国对东亚的研究具有战略意义”。陈建国博士引用费正清这句话，说明此时期美国汉学研究“不仅仅出于学术方面的原因”。由于中国研究关系到美国国家长远战略意义，这时期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既大量获益于政府和非营利机构基金的支持，也自觉地为政府的政治利益服务，因此从一开始就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种批判理论和后现代思潮的涌现，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也逐渐进入自我反思的第三个时期。陈建国博士以费正清的弟子柯文的研究为例，对此作了阐释。柯文在其代表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对费正清解读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刺激-反应”模式和“传统－近代”模式中所体现的西方中心论提出了反思和批判，强调中国问题要从中国角度去研究。
陈建国博士最后指出，美国汉学研究第三期批判西方中心论、强调从中国理解中国的理念，与近年来澳大利亚学者提出的“后汉学”主张不谋而合。“后汉学”倡导国际社会用新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强调中国不应只是被研究的对象，而应成为研究的主体。
从西方汉学研究中的“乡间荒野”到某种意义上的“新罗马”，陈建国博士对美国汉学发展历程的简要评述，引发了茶座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厦门大学政治学系范宏达教授首先对同样为早期传教士开启的欧洲汉学是否没有意识形态表示疑问。厦门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主任吴光辉教授的困惑是，如何在海量的中国材料中找到中国真正的历史？官方材料与民间材料，哪一种更带有意识形态性？在他看来，“新汉学”或者“后汉学”主要是对过去汉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在具体推进方面似乎同样乏善可陈。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张侃教授则指出，美国的中国研究是蛮复杂的，实际上中国学和汉学之间存在一个分野，不能简单说中国学吃掉了汉学，或者说汉学涵盖了中国研究。张侃教授还进一步追问，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后，美国汉学中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背后又带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追求？比如说《新清史》背后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清史研究里面的一些新动向，像满、汉之争等等，应如何看待？
陈建国博士坦率地承认自己主要是从事文学研究，而且主题是谈美国汉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因此对于复杂的美国汉学研究谱系，没有展开讨论。而且像任何研究一样，他对于美国汉学研究中意识形态方面的评述也免不了有自己的假设和倾向性。虽然欧洲现代的汉学研究也越来越多地获得政府和非营利机构基金的支持，但与费正清主导的美国汉学研究相比，欧洲早期传教士开启的汉学显然是比较纯学术的。为了说明美国汉学研究中认识中国历史的理论以及方法上的差异，他和与会者分享了自己在美国接受学术训练和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不同理解，以及美国汉学研究中华裔学者和美国学者不同的焦虑感。但是，相同的是，每个学者都会努力创建自己的学术论述，以自己的创新精神推动学术的进步。
（厦大新闻研究所秘书处 张至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