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在厦门大学的学习生活”
你会想到什么
是美丽的校园、多彩的活动？
是有趣的课程、和蔼的老师？
这次我们邀请到的口述者
是曾就读于厦大国际新闻专业
现就职于央视的谷葳学姐
她将细细描绘她在厦门大学的生活时光
针对当下的纪录片行业提出自己的见解
并从新闻专业的角度对厦大学子提出建议
人物简介
谷葳，中央电视台社教节目中心特别节目部编导，纪录片专业导演。代表作品《敢叫日月换新天》《东方帝王谷》等。1994至1998年就读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国际新闻专业。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谷葳口述史
厦大新闻传播系是一处宝藏
选择新闻专业是为了努力向我的偶像学习和靠拢。我从小喜欢排球，最崇拜中国女排队的梁艳，她退役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新闻专业，所以1994年我在高考前预报的全部志愿都是各个高校的新闻系，我跟老师讲我特别喜欢这个专业，以后也愿意在此领域开展研究或是从事工作。
我的高考成绩比天津重点线高大约30分，综合考虑城市和院校实力等因素后，我最终选择了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国际新闻专业——其分数线在厦大文科学院里算很高的，在我们这一届之前，厦大国新是全国文科专业里罕见的5年学制，而且每年都输送很多学生到中央级媒体，因此可谓有一定的“江湖地位”，能考入厦大国新我感觉特别自豪。
来到厦大，南方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气候湿润，尘土少，我住在石井二405，推开窗户，面朝大海，这是北方孩子特别神往的。当时南光餐厅旁边的群贤路上经常可以吃到菠萝、柚子——我来厦门之前都没有见过柚子。校园里植被茂盛，芙蓉湖畔杨柳依依，棕榈树别具南洋风味，很多地方柳暗花明一般，非常自然原生态。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屋的英戈一起去凌云宿舍区上面的思源水库爬山，结果迷路了，她还哭了，说在自己学校里走丢了。
总之，厦大的环境比当时的北方漂亮很多，环境优势非常突出，其他大学几乎无可比拟。现在的厦大有所变化，变得更加开阔，气势雄伟。
当时的新闻楼是一个连廊式教学楼，一处格调优雅、自成系统的小区域。系里拥有摄影机、影像编辑设备等最新器材，还有暗房供我们洗印照片。我们还有自己的图书馆，位于3层，面朝大海，一片阳光，藏书丰富。学校订阅了许多香港和美国的专业资料、最新文献，内容新鲜，读起来饶有趣味。当然，我们的老师也都非常专业、优秀，整个新闻传播系就是一处宝藏。
相较今日，当时学生数量有限，而非爆满状态，我们班只有十七八名同学，是一个迷你小班。在我的回忆中，我们学校新闻学方面开的课程是很饱满的。
大学后期，李展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讲授社会学知识，包括使用哪些方法理解社会，如何通过调查完善媒体报道的结构和思路等等，课程内容非常有趣，为我们后来的媒体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李老师之所以深受学生爱戴，不仅因为讲课出色，还因为学识丰富，而且与我们年纪相仿，亲近感强，经常结合专业理论推介我们所不知道的好书、好电影。1994届开始，国新专业的学制由5年改为4年，压缩了学习时间但课程数量不变，导致我们课业繁重。李展老师非常不赞同这样让学生忙于上课而无暇去图书馆。
系主任郑松锟老师教我们新闻理论，后来郑老师在我们在校时就去世了，英年早逝，非常令人痛心和怀念；许清茂老师讲授新闻史；佘绍敏老师讲的好像是公共关系；陈培爱老师讲授广告学——我们当时也交叉学习系里其他专业的一些精选课程；广播电视专业的朱月昌老师也教我们一些课程，彼时学校好像已经有了宣传MV，但系里还没有，至少我们国新没有参与，可能广视自己的专业课会学习制作；李世雄老师教我们摄影，课外带我们采风，他对摄影非常执着。
应用类课程方面，系里请过好几位新华社的老师来开一个学期的新闻实务课，所以我们在校期间有幸了解很多职业上的实际情况；风趣的袁蓉芳老师也教我们实用新闻写作，如何写标题、导语，如何花样翻新地传播，这门课最后也是通过考试来结课的。但我认为，学习新闻不能仅是照猫画虎，因为纸上得来终觉浅，百闻不如一干。
厦大国际新闻专业对英语有较高要求。我们国新从大学三年级开始部分地改用英文教材，所以我们一二年级时学英文的功课很重。当时的英语老师是曾丽明老师、陈安全老师、庄鸿铭老师。曾老师对待学生非常严格，考试成绩不好一定会严厉批评。不痛快了一阵，但后来反思觉得老师严格要求是对教学负责，对我负责，我应该要好好学习。当时为了听英语，全校几乎人手一台短波收音机，同学们除了听VOA慢速英语，也听一些台湾的流行音乐节目。强化英语学习的成果就是我们全班在大二都顺利考过了英语四级。
之后教我们新闻专业英语的是庄鸿明老师，庄老师应该是自来卷，一头卷发奔放潇洒。他跟我们班男生关系特别好，一起打桥牌、吹萨克斯，女生会欣赏他的魅力。
我们从大三开始接受外教老师英健（Janice Engsberg）的教诲，她是美国纽约大学传播学博士，一位在传播学方面非常专业的教授。她的朋友余也鲁老师致力于在亚洲传播斯坦福大学的教材和传播学理念，在厦大新闻系的历史上也出了很大的力，帮助国新专业更好地融入国际潮流，因此我们使用的部分课程教材都是斯坦福大学的。此外，香港中文大学的教学思路、学术线路、学养教育、血脉联络和厦大新闻同样来自英健、余也鲁老师的传承，都和斯坦福系传播学理论一脉相承。
英健老师经常给我们发放英文材料，其中有很多专有名词。当时的我们也许懵懵懂懂，并没有很求甚解，仅仅是从书本到考试。但我会在若干年后的一些媒体实践中想起她，比如前两天我还用到了agenda setting（议程设置）这个词。
上大学时，很多同学局限于从选择专业或者上班赚钱的角度考虑是否要学英语，比如新华社、China Daily等媒体对英文水平有要求。但是我看得较为长远，认为既然新闻人是杂家，所以从事新闻工作时掌握的武器越多越好，这有利于我们接触外界新事物、适应更大的圈子，而英语正是一种实用的工具，具有双语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也一定更具竞争力。所以我自己学好英文的决心很坚定，后来的事实的确证明了我的预判。
多彩大学生活回忆
我在厦大的时光是一段美好极了的人生经历，我们有优美的学习环境，先进的硬件设施，最新鲜的领域资讯，还有相当优秀且专业的老师，学校的各种活动都充满朝气，我们无所背负，活力四射，想干的事太多，每天都处于冒着泡的小兴奋之中，感觉时间不够用，只管大胆去做，似乎一切事情都可能、可行，都能顺理成章。
我想这就是厦门作为经济特区，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对内地人精神面貌上的影响。
我在厦大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之一是一度担任读书会会长。当时读书会是由图书馆直接指导成立的学生社团，我们的辅导老师是陈斌老师。这个社团有自己的刊物，而且社员借书额度较多，甚至有自己会内的藏书。
做会长主要工作就是组织讲座并拉赞助，还负责组织大家写读后感、观后感，开分享会，其实和现在的豆瓣功能差不多。
最棒的活动是我们利用图书馆的场地，举办师生见面会、报告会，让全校各专业的同学都有机会和一些优秀教师交流，包括中文系的周宁老师、艺术系的易中天老师，还有理科的许多老师，他们优秀、有实力，热情且充满理想，完全不带任何功利的想法，只是单纯地把自己的知识、理想和抱负传递给年轻人，延续自己的精神世界，我觉得这是所有老师都最愿意做的事情。在我们读书的时代，学生尊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先生为真正的偶像，崇拜他们的学养、品德和风度，渴望人生中有幸得以亲近。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是否还有这样的情怀，可能崇拜的对象已经变了吧？
我在读书会付出了很多，虽然当时未见得有什么回报，但是把那段经历和我后来人生所得相比，我觉得参与读书会实在是非常值得。
现在，新闻传媒专业女生比较多，但我们那个时候，班里男女比例真的是1:1，男生挺愿意学新闻的，比我们女生学习成绩还好。
南光二一条街上充满了快乐，班里做活动的时候就从那里租借烧烤叉，摊主帮我们买牛肉，我们自己买蜂蜜、烧烤酱、固体酒精、烧烤架，然后就开始烤肉。另外我们班一个同学家里有一处闲房子，就在学校外的海洋三所旁边，所以我们就有了在一起疯、创造班级活动的场所，常在他家组织聚餐活动。我们每天算潮时，下海游泳，也有时在海边熬夜、沙滩博饼或者唱歌跳舞，还一起到万石植物园爬山，这都是特别有意思的回忆，总之当时的氛围自由美好。
学校里芙蓉四一带是一个三岔路口，属于校园的中枢，当时中心有一棵非常古老的大榕树，很粗壮，却在我们毕业后倒掉了，非常可惜。记得新传系的男生住在大榕树斜对面一栋古色古香的宿舍楼里，他们经常表演才艺，有的弹吉他，有的拉二胡，非常热闹，我们路过时经常对着楼上行注目礼，欣赏他们的各种表演。
至于女生，听说在高晓松回忆的青年时代里，厦大新传系的学生能够很宽容地接纳他这个流浪歌手，他说“厦大女生竟然有与法国伯爵夫人们共同的爱好——供养青年艺术家并与之恋爱”。当然高晓松来厦大是我入学前一两年的事情了，但可见当时厦大新传系的女生有很鲜明的个性特点。
1997年，广告班参与录制了福建电视台一档很有意思的节目——《广告冲动》，主持人梁冬算是曾经和我们系最为密切相连的主持人。在90时代，国人对海外广告感到非常新鲜，《广告冲动》就播放和讲解一些有趣的海外广告。
记得广告班同学还经常画招贴画，主要是给学校活动画广告，还有一些工业口号，贴在芙蓉4楼下的和对面的一长排宣传栏上。
当时系里还有些人搞经营，经营外面的录像厅、台球厅，我也卖过一阵水仙花球，还当家教，自己赚一点钱，主要为了旅游，这是一个很自在的事情，闽北、闽西、崇武、泉州、福州等等，我们都去玩过了。
毕业22年来，每当我看到“厦门”两个字，都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在厦大美好的大学时光，那四年的人生经历特别宝贵，而且完全是纯然美好的。厦门大学对我来说肯定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地理方位，不仅代表着那些实实在在的设备和资源，它还是我的精神家园，是所有厦大人身上的群体烙印。母校是一棵大树，我们莘莘学子在其中得到健康成长的机会，得到阳光雨露的滋润，留下一段非常灿烂、朝气蓬勃的人生经历，并且树立了人生目标——厦大给予我做传媒人的理想，为我打下扎实的基础，对此我由衷感谢厦大。
见证时代与媒体的协同进步
《北京青年报》是引导我学习新闻的重要媒体之一，这份报刊当时非常犀利，我从中确能够感受到新闻产业、媒体产业的一些变化。
我上大学那几年，是电视传媒的发展期。女生石井宿舍区旁边的第八食堂里，最新一台设备就是电视机，它大大辅助了我的新闻学学习。我每天一定会在第八食堂吃早点时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东方时空》，同时从图书馆借书、自己买书，逐渐了解其运作模式：中央电视台希望在内容上有所更新，却首先改动机构设置，即内在经营逻辑——《东方时空》节目组自行制作早间新闻，独立经营广告，完全自负盈亏——这个经营模式逼迫该团队不断出新，制作优质节目，同时自由管理、调用优质人才，唯一的刚性在于中央电视台给予几名主要管理者的任务，即独立经营好广告，充分活跃早间时段。
《东方时空》播出效果很好，迅速风靡，我由衷地欣赏其锐利和真实，且各方面的表达力、表现力俱佳，令人耳目一新。我感觉他们的团队一定充满活力，因此心生向往。白岩松称该时期的中央电视台为“电视界的延安”。他自己做《东方之子》节目时，几个人每天在地下室里拼命工作，一起做饭，过着大集体、大食堂的生活，这种状态其实也是我年轻时特别神往的。
现在回看，我认为《东方时空》对中央电视台的贡献非常大，其意义至少相当于一艘航空母舰，从中发射出的许多子板块，先后盛极一时，同时该节目也为新闻评论部培养了相当多优秀人才。后来，《东方时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模式带动了全国各个地方台的改革。
说完报纸和电视新闻，再来谈互联网的兴起。我上大学时，中国的互联网还处于很初级的发展状态，校内的通讯工具基本为BBS（早期网络论坛），比如清华大学的BBS叫“水木清华”，现在叫水木站。我自己在厦门大学BBS“鼓浪听涛”受益颇多，阅读大量文章和《新语丝》等海外留学生们创办的杂志，参与各类话题、新闻的讨论，新鲜感和乐趣十足，也让我看到了互联网的力量。
那时候，厦大图书馆有电化教室，我自己还能让一些认识的朋友和老师把我带进计算机系的机房，在那里上网、练习打字。总之，我对于互联网传播领域很敏感。
相比于后来的大变身，彼时的互联网仍处绝对初期，属于迷茫阶段。1998年，我在毕业论文中讨论互联网是否为泡沫，现在看来主题很幼稚。当时我的老师就断言绝非泡沫，他已经看到了互联网的巨大魅力和潜力。
新闻人是杂家，双语人才更具竞争力
大二暑假，我在天津电视台打过工，那时电视台的人事改革刚刚起步，用人制度和中央电视台一样灵活，甚至不少员工仅仅在此兼职，我进台后也没有经历实习考核期或岗前培训，直接跟着制作日播节目，帮忙分担时效压力。之后很快独当一面，加入早间评论部的《天津早晨》节目，每天到群众中去，了解实际困难、帮助解决问题——那时候，舆论监督方兴未艾。
1998年，我们94届国新班和93届五年学制的国新班学生一起毕业，他们由于比我们多学一年，能力远超我们，抢占了大部分大媒体实习机会。我找不到合适的实践场地，便还回到天津电视台，彼时其正处于效仿《东方时空》节目组进行模式改革的潮流之中，且正赶上天津卫视上星，分流了一大批人到新增设的晚间评论板块，每天播10分钟的新闻评论专题，我直接在那里做记者，1999年解读高考改革的新闻主题时效性强，获得了天津市好新闻三等奖。同时，由于我能够使用英文采访，于是顺理成章接手天津台有限的国际新闻采写工作，2000年左右在互联网逐渐引入、手机更新换代的通讯发展背景下，多次参与在津召开的电讯领域国际性峰会，用英文采访了诺基亚、惠普、爱立信的老总。
厦大国新带给我的英文基础是我顺利起步的重要原因，当时我感觉很轻松，因为我知道自己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能力，在台里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且随着中国进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国家多样化发展，快速融入世界，中国要了解世界，世界也在拥抱中国，电视节目的国际化是大势所趋。
我在天津台工作了三年，期间一直在寻求进入《东方时空》的机会，那算是我的理想和偶像情结。2001年，中央电视台频道制改革，赵化勇旗下的专题部独立成立了“科学·教育频道”，需要人才，我通过全国招考顺利进入，但是直到2003年才得到正式聘任合同和保险。
我所在的《探索发现》节目由多位大咖创立，包含《望长城》纪录片的几位核心创作者，可谓精兵强将。还是得益于英文能力，我参与的第一部纪录片便是央视国际组联合凤凰卫视制作的大型电视节目“从南极到北极”（Pole to Pole Expedition，央视译为《极地跨越》，凤凰译为《两极之旅》），先后担任前期策划、后期导演和精编版的责任编辑，其中联络多国大使馆的工作就需要良好的英语交流能力。之后，我所在的团队继续制作了《走进非洲》系列纪录片，这两个国际大项目充分锻炼了我，为我后续的日常纪录片制作工作打下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我认为自己并没有多么出色，只是命好而已，受益于厦大国新培养的英文水平，才能进入央视的国际大项目组，在集体中个人压力相对较小，不像普通组，一人为一部片子负责到底，不播出就只有底薪，而且两个节目打分不过关，就会被劝退。一部纪录片要经历主编、制片人和主任的几道审核关口，期间很多选题中途淘汰，只有一一过关的才有机会呈现给亿万观众，然后还要面对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的收视率打分，末位淘汰，非常残酷。
柴静说她在中央电视台压力大到洗洗脸、照照镜子，感觉身边都是动物，仿佛身处丛林。王利芬也曾经说过：中央电视台的女编导除了不去男厕所以外，和男编导没有任何差别。可见竞争之激烈！
在央视这里要想让节目受到观众欢迎，你得真的有本事，当亿万观众来观看我制作的节目，心里深感自豪；要想保住自身，必须拥有过人之处，的确有一大批足够出色、抗打击能力强的人才从中脱颖而出。
可以说频道制早期的时候，央视在人才筛选方面是残酷的，它充分利用自己的传媒地位，让每一个投奔它的电视人工作者人尽其才，苦虽苦，但成名的诱惑也很大。我们年轻人当时觉得这样的竞争是一种魅力。没有充分的自信，却有年轻的朝气，何况厦大也培养了我们天不怕地不怕、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的勇气，所以愿意尝试，愿意竞争，反而不屑于从事没有挑战性的工作。
纪录片行业的风起云涌与“散媒体”时代
往后几年，央视的内部竞争逐渐趋缓，人才管理也更加规范，我们开始致力于制作出精品日常栏目。最重量级的奖项获于2017年，一部讲述中国互联网上温情故事的纪录片《魔豆妈妈》在东京纪录片节拿到亚洲前四，入围优秀提案奖；2012年，纪录片《辛亥滦州起义》得到金鹰电视节最佳纪录片奖提名；2013年，90分钟的全景式纪录片《隋炀帝墓：争论与真相》获央视内部科教频道总监奖。
此外，我们制作了很多科学类和文化类节目，还进行了多次直播，例如跟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合作展示火星车登陆火星，即人类第一次看到火星表面情况；跟国家地理合作拍摄机器人进入埃及金字塔皇后墓室墓道；还有2009年在国家天文台的指挥下，由14家电视台、七八十个单位及天文爱好者联合开展的“长江大日食”大型公开接力直播，那次运用的技术并不复杂，小米加步枪，竟然打了个大胜仗。
中国纪录片行业近些年风起云涌，重要节点之一是2011年我们科教频道分流出来一些人，创立了纪录频道，造就了一批更专业的纪录片作品，打通了一个更专业的传播渠道。其实纪录片领域的国际化程度很高，但中国以前欠缺一个专业播出渠道，纪录频道让我们和外部世界处于同一沟通频道，有了共同语言，我们能够看到国际上很多杰作，同时中国的优秀作品也会得到国际认可。
在当今社会，传播无处不在，呈现一种“散媒体”的形态——这是我自己发明的词。反映在纪录片行业里，它的第一方面特点在于设备，趋于轻型化、小型化的拍摄器材有利于多点布控。例如我们栏目去年拍摄《千城百味》丰收宴时，仅仅使用大疆“灵眸”来拍摄，手持比手机还小的数字防抖云台拍摄彝族节庆，相当于有无数个机位。还有央视九套记录频道拍摄《舌尖上的中国》，任长箴也秉持着“我能近一些吗？我能不能更近一些？”的拍摄理念，拒绝台里提供的昂贵设备，只使用索尼FS7和一个独腿架，因为用小型机器便于多点布控，而且也比用大摄像机给人感觉更加亲近，即能够更好地接近人，特别有助于记录到百姓原汁原味的生活，然后展现最真实的东西，所以这被认为是一个进步。真实就是力量——陈晓卿在他所有书里都会写到这句话，真实是纪录片的基础。虽然拍照、拍摄、剪辑，这些人为的步骤本身就在反真实，因为镜头的框选、剪辑的取舍，必定有人的主观意识在其中操纵，但我们依然始终追求还原真实，即拟真，要尽量全面、完整地讲述实情。当然了，真实虽有力量，却不见得美，有些画面不加滤镜还真不太好看，有时候我们为了清晰的表达和艺术的展现，会运用各种技术手段使画面更美观一些，这也是我们纪录片制作能力的进步。
另外，设备方面的变化除了轻型化，高科技的进步同样不容小觑，比如《航拍中国》系列大型纪录片就体现了中国航拍水平和地图能力的大幅提高。
第三个重要行业发展也是“散媒体”带来的，即在工作模式、团队合作方面，技术进步带来分布式、散布式、复线型的协作可能性，允许很多分支同步推进，只要各个小组在有机的组织下分工明确，那么不仅能够提高效率，还能让内容成色更加优质。比如我们曾经在13天的时间里制作出两集大型纪录片，当时的在外编导团队分为两组，共有近10人的拍摄力量，而前期策划及后期工作组驻守北京，我们三个组完全分离，但是合作很顺利。包括现在流行的“全球同做一件事”这类活动，比如延时摄影爱好者们组织全球联动的活动，再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武汉的无数人无数次地记录自己抗击疫情的一天，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记录者，所有作品拼凑起来就是生活本身的一幅大全景事实，这已远非专业媒体人在传播，而是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把高校、单位、群体和个人也纳入进来。“散媒体”是一种新型传播状态，有其时代特点，那就是依托媒体技术进步。要想跟上这种时代的变化，我们首先要培养好自己的专业能力，这是最基础性的工作；而另一个核心问题是，怎样接触到、学习到更先进的技术？这就需要不断地积极探索。
同时能注意到的是，就像物理学原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对的”，从媒体角度来看，分布式的传播模式是把人和工作分散出去，而反过来从用户角度看，UGC（用户生产内容）本身是一种聚合，这可以看作“散媒体”的反向过程，包括前述“我在武汉抗击疫情的一天”的例子，也可以双向理解。以前大家都在接受媒体的单向传播，接受媒体的议程设置，有点类似“枪弹论”的传递。但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和新媒体的兴起，这种情况变了，微博上个体的发言可以汇聚成很强大的声音；微博和知乎都实现了大数据化，意味着实现了人民的投票，公众口味、支持内容都是自下而上自己生长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散媒体”大大提高了一般大众的传播权和表达权，生活在这样一个人人皆有麦克风的时代，我感觉生逢其时，传播有无限的可能性，蛮振奋的。
最后一点行业变化是我们可选的选题范围扩大了。以前，国家对纪录片的资金投入量完全没法跟国际主流电视台比，包括BBC（英国广播公司）、NHK（日本放送协会）、PBS（美国公共电视网）、Discovery（美国探索传播公司），甚至是国内的中国国家地理，我们在纪录片领域的资金都没法和人家比。而今，国家对纪录片的投入力量越来越大，但我们的精品作品数量恐怕还没有匹配上我们获得的财力支持，好的创意还不够多。对于这一点，我自己也挺赧然的，我认为中国的纪录片现在走向了一个尴尬境地，尤其央视自己的纪录片，表面上看产量很高，也不乏精品，但其实背后的人才流向、分配体制都存在问题，现在整个行业仍处于迷茫状态。所以还有很多机会留给年轻的你们，把我们这些前浪拍在沙滩上。
高校新闻教育培养理念：“育”高于“教”
厦大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部成立100周年的倒计时，已于今年凤凰花开的毕业季开启。我认为所谓教育，“育”高于“教”。要培育一种感觉，培育一种人格，培育一种行事做派。所以我首先衷心希望新闻传播学院不只是一个教学生职业技能的地方，而应该首先让他们对媒体工作有比较全面和清晰的认识，然后引导其树立新闻理想，帮助其塑造对文化传播的正确认识。也就是说，一个经历了4年高校新闻教育的学子，走入社会后应该让人们觉得他像一个新闻人，是一个有新闻素养的专业人士。
其次，在职业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以外，高校恐怕还要肩负为传播事业答疑解惑的责任，要对传播现实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经验的总结、教训的归纳，以及理论的提高。用传媒教育本身来解决实际问题，与时俱进，这是社会从实践层面对高校提出的期待。比如自媒体时代，传播环境不断变化，观众的口味和社会的需求也都在变化之中，总有新的玩法、新的表达出现，所以新闻传播人才需要学习的内容很多。我们这一代人现在其实挺迷惑于新媒体的，对它的了解还不够深入，其实特别希望能有一些年轻人来教我：应该怎样去更好地适应这些变化？网红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的信息的长短问题？VR（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AR（增强现实技术Augmented Reality）等等这些新技术在手机端的应用是不是走进误区了？……我很期待你们作出好的回答。传播本身特别依赖于技术，而现在技术正在快速发展，那传播能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这是一个永恒存在的问题。
最后，我觉得厦大也应该有危机感，因为我们离传媒革命的策源地太远。中国传媒是党的喉舌，因此北京作为首都在传媒业具有独特地位，是中央级媒体最密集的地方，是其他各级新闻媒体的重要信息来源；北京也是对外传播的主要战场；而且中国互联网传播的高地也在北京，在组织管理方面，虽然阿里巴巴在杭州，腾讯在深圳，但事实上阿里巴巴自己做节目的子公司——优酷、阿里影业的制作基地都在北京，腾讯视频也在北京。综上，北京的传媒人才和资源相对集中。
我相信中国媒体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一定会发生革命，我认为这种革命性和突破性的发展在北京出现的概率比较大，由此带来的新鲜传播动力、发展方向和无数机会，是年轻人一定要抓住的前途。
寄望后辈学子
我觉得一个人在选择专业时，一定要与时俱进，也一定要把自己的人生发展道路想得稍微长远一点。
我作为一直在电视台工作的传统媒体人，其实是会感到危机感的。反观原来跟我一起制作节目的一个助手，现在自己创业做关于旅游业To B（面向企业To Business）方面的新媒体工作，收集旅游和文化资讯。他们过去几年的发展让我特别有感触，觉得新媒体真的很自由、很强劲，传播力量巨大，用好新媒体做一些低成本的传播，落地后市场上的经济效益也很好。
这就启示我们拓宽思维，思考媒体的更多可能性，能否用更新的技术做更大的事情，或者帮助我们实现更好的艺术表达？比如无人机和5G技术都体现一种物联网的传播思路，那么二者能否结合起来？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指挥无人机群进行3D立体表演、灯光秀，那么5G能不能加入进去？或许在将来，这些设想可以由年轻的你们变为一个创业项目，甚至一个上市公司。毕竟，当年的大疆无非也只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研究项目而已。
一切都有可能，传播的发展应该有多种角度、多种方向、多种途径、多种应用。时代的发展注定了媒体会有很多变动，同时变动意味着给予媒体和年轻人很多新的机会。但媒体行业本身是巨大的，尾大不掉，转型困难，在人才上决不能靠存量，必须靠增量，补充年轻的新生力量。所以，勉之哉！希望你们多多实践，找到适合自己的路，不断探索自己在该领域的一系列可能性，保持独立思考是最重要的，发挥长处，这样就能够做得非常出色。
我还记得2018年厦门大学出品的招生视频《我爱你，9月见》，真的非常有朝气，令人感动。这类高校宣传片的作品价值应在于让观众感到亲近这所学校，而非单纯砸钱把它包装得多么高大上。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厦大的宣传片甚至做得比清华、北大的还要好很多。
我们94届国新专业17个同学，部分同学在媒体行业，还有一部分在做更广泛意义上的传播，比如我们班李明虽然在做保险领域的工作，但他用新闻专业的能力去开公号，做咨询，事业风生水起，一直没离开所学的大众传播规律；我们班的英戈，大学毕业后去军事院校教英语，当上了英语老师。传播能力和英语能力是我们国新的两只手，英语强事业也很好啊。
如果大家能找一个合适的时间点聚合在一起，回忆我们当年在厦大的美好生活，同时也对学校和院系说一些心里话，对媒体教育工作进行反馈、反思或者建议，一定非常有意义的。个人成就反倒不太值得写，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本书，必然有自己的故事。一方面我也没什么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一个行业是由所有从业者共同构成、支撑起来的，没有独大的个体。应该说我自己是一个资质很普通的学生，学习成绩也不算太好，只是时代和平台给予我幸运，我们这一波赶上了电视传播发展期这个机会，后续要靠自己多一点勇气，并且独立思考。
我在厦大校友会拍摄的纪录片《嘉庚号》的首映式上说：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渺小，力量有限，但精神应该是伟大的，要像牡丹学习，努力地发挥出自己的能力，使厦大的名声更为彰显，使它的荣誉更为突出，使一群人共同构筑的精神家园更为灿烂；同时也尽可能地为社会作贡献。这两点应是所有厦大学子共同的愿望和责任。
采访 | 陈静文
撰文 | 陈静文
编辑 | 黄诗莹
排版 | 胡煜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