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创”是“开始兴办”的意思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的“草创时期”
从复办新闻系的提议
到新闻传播系挂牌成立
再到迎来第一批研究生
充满了风风雨雨
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
我院的许清茂教授
见证了新闻传播系“草创时期”的艰辛和快乐
并在下文为我们详细介绍了
当时新闻传播系的办学方针和政策
新闻传播系是如何发展壮大起来的呢？
它在创建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前辈们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厦大故事吧
文：许清茂
经过三年时间的艰辛筹办过程，1983年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正式成立。成立时该系新闻传播研究生已昂首挺胸，阔步走在去教室或图书馆的大路上。该系设有国际新闻专业和广告学专业，这两个专业的设置填补了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空白。
在1984年，第一届新生的迎新会上，学校党委书记未力工、分管新闻传播系的校领导王洛林老师参加了，厦门市宣传部领导，广播电台、电视台和厦门日报等领导参加开会，并一一做了激动人心的发言。当时厦门电视台台长大声说：“同学们，你们好好学习。到时候，你们毕业多少人，我们就招收多少人来我们台里工作！”
整个迎新会，不时爆发出久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我当时作为教师代表强忍着激动的泪水，红着眼睛在台上做了发言。
上海《文汇报》1984年5月13日载文评说“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开设的广告学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中首创的新专业。”新华社《对外参考》1984年第9期说“厦门大学国际新闻专业的开办，填补了我国高等文科教育的一项空白”。海外新闻媒介也称之为“中国广告业已有好苗头——厦门大学开办了广告学专业。”伦敦BBC台远东部主任克拉克在厦大采访了陈扬明老师，美国《纽约时报》上也加以报道。
弹指一挥间，40年过去了，但往事历历在目。历史使人聪明，长江后浪推前浪。诚盼我挂一漏万的回忆，能助推我院、我系更加健康迅猛地发展。
新闻传播系的前身是中文系的新闻教研室。
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五年制毕业的陈扬明老师，毕业后在厦大华侨政策研究室工作。1972年陈扬明老师强烈要求到中文系写作教研室当教师，还兼当中文系72级的学生支部书记。大概是1979年，香港《大公报》的刘季伯先生到厦门来探亲。他和陈扬明老师是湖南老乡。他想建议厦大复办新闻系，陈扬明老师与他一拍即合。
当年12月，由刘季伯先生出面给学校党委打了个“建议复办厦大新闻系最好叫传播系”的报告。如图1所示。
图1：《关于厦门大学恢复新闻系计划纲要》
该图由我系毛章清老师友情提供，在此由衷致谢！
厦大领导以卓越的胆识，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学校党委书记曾鸣同志给予大力支持，各项具体工作全由党委秘书潘朝弦和陈扬明老师辛劳操持。
陈扬明老师向中国人民大学的老师取经，取得他母校的支持。还联系复旦的王中系主任，也得到他的支持。同时，请来了上海文汇报的徐铸成先生。1982年中文系成立新闻教研室，由于我和陈扬明老师在中文系写作教研室，每年给毕业班开设新闻报道专题课，所以由陈扬明老师和我，还有刚毕业留校任教的78级中文系本科生苇体文老师和老三届毕业的中文系写作教研室教师李坤组成。年底，北京广播学院（即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的第一届的硕士毕业生朱月昌来报到。他是福建省到北京招聘人才时招进来的。省委书记项南知道厦大在创办新闻系，就建议把他分配给厦大。1983年由林振福同志担任新闻教研室办公室主任。接着，我国第一所新闻专科学校上海民治新专毕业生、南下干部龚以初先生来建新闻资料室。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时资料室除余也鲁先生捐赠的一些港台新闻传播书籍外，就是一些报刊杂志。龚以初先生每年借着暑假到香港探亲的机会，自费大量采购国内外新闻传播书籍，无偿捐给资料室，使资料室藏书逐年增多，力争建成亚洲新闻传播藏书最齐全的资料室。我校于1922年即已办有新闻专业，是全国由国人创办的第一个新闻系，办了四年后由于历史原因停办。所以图书馆里新中国成立前的新闻传播学藏书量堪称位居国内高校图书馆前列。我请校图书馆馆员傅儒林老师为我们编写厦大馆藏新闻传播学目录。
当时的新闻教研室每个人都有使不完的干劲。作为教师，我们都在中文系上课，但办公室的座椅板凳、资料室的书架等，包括一个脸盆架、脸盆、毛巾都是我们一一打报告逐级申请，然后自己拉着借来的板车到校仓库取回来，我们从不觉得厌烦，反而觉得能办成事而快乐。有时知道明早有人来参观，大家二话没说连夜自动把教研室洗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电影票领回来，就放在办公室一个盒子里，买了票的教师员工自己去拿，从不丢失，而且常常是最后去取的却拿到最好的座位。
每当国内外有专家学者来访或来传经送宝，座谈或作报告之后，每每都会有教研室的员工和当天没课的教师，将他们带到鼓浪屿、集美或从厦大登山到万石植物园的景点等，途中饮料及午餐、晚餐等都是由陪同的教师员工自掏腰包。陈扬明老师有次向未力工书记汇报工作时，顺带提起，未书记当即说请他们到学校报销。但自始至终没有人去报销。大家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教研室每当开会，大家各抒己见，做事时争先恐后，这样的团队精神至今仍让我怀念不已。
当时要不要成立新闻传播系，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的校领导坚持，应先在中文系成立教研室，教研室壮大后，再在中文系成立新闻专业，专业发展成熟后，才能考虑成立新闻系。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曾鸣和党委秘书潘朝玄等学校领导，认为新事新办，不应墨守常规，坚持办系。
1982年，我校很快成立新闻系筹备委员会，由上海文汇报的徐铸成任筹委会主任，由厦大副校长未力工、香港大公报的刘季伯任副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教授任顾问，我校各部处长和中文系主任、外文系主任及中文系书记许栋梁任筹委会委员，由陈扬明老师任筹委会秘书。许栋梁老师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对新闻系的成立予以了具体的指导。如图2所示。
图2：《成立新闻传播系筹备委员会的通知》
该图由我系毛章清老师友情提供，在此由衷致谢！
此后陈扬明老师立即带着苇体文老师马不停蹄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找他的老师们取经，求得他们的大力支持，并专门找了原人大新闻系主任罗列先生，请他帮助学生办事业。他们带着窝窝头，几进中南海，找了原人大新闻系教师当时在中宣部新闻教育司任司长的洪一龙教授，详细汇报了办新闻传播系的具体设想，征得他的意见，求得他的鼎力支持；找了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钱新波，赢得了他的认同；找了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赢得他的认可，并联系了暨南大学新闻系和杭州大学新闻专业的领导，取得他们的支持。虽然一开始有个别领导并不是都支持的，但有感于他的热情和执着，有感于他的强烈事业心和扎实的学识，也都表示支持。
回来后他把情况一介绍，教研室可谓群情激奋，干劲十足。紧接着余也鲁教授率领香港新闻传播代表团来访，一个个代表团成员轮流在大礼堂给我们作报告，厦门新闻界同仁，甚至周边其他城市也有人得知消息跑来听，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整个学校大礼堂，座无虚席。接着许多国内外关心我们办新闻传播系的友好人士，包括时任新华社福建记者站、中新社福建记者站的站长、上海《民主与法治》和《八小时以外》等杂志的创办人，纷纷来传经送宝。又如美国第一个电视学博士林念生教授，他由中联部介绍来我校给筹委会在校委员和我们新闻系教职工作报告，他指出今后我们可以组织学生为媒体做受众调查，所得酬金足以维持这个系的生存和发展，我们听后大开眼界。其他如在美国、英国大学任教的华裔教授、港澳台高校、新加坡高校任教的教授等，可以说是应接不暇，热闹非凡。我们新闻教研室每个人都是家在学校，上有老下有小。如陈扬明老师有两个女儿，一家三代六口人住在一起，有时忙得忘了买米，做饭时只好临时向邻居借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会从来没人迟到或早退，没有人遇事无故推脱。
1983年5月，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它由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召开，讨论新闻教育发展规划和新闻教育改革问题。同年8月，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新闻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速发展新闻教育、积极进行新闻教育改革等意见。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专门讨论新闻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会议。预示着我国新闻教育即将大发展。改革开放的中国迎来了新闻传播教育突飞猛进大发展的春天。
于是我们又筹划由兼任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导师、新闻传播系筹委会主任徐铸成为导师，在我系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学校领导立即决定，打破常规，先招硕士研究生，再招本科生。这又一次充分体现了我校我系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三年艰辛筹办，终于迎来了教育部的批文，同意我校设置设立国际新闻专业和广告学专业。学校也于1983年6月30日下发文件，决定成立新闻传播系。经过紧锣密鼓的筹措，我系第一届研究生开始了紧张活泼的研究生学习。1983年5月，陈扬明老师参与了全国第一个广告协会——厦门市广告协会的创立工作并担任顾问。陈扬明老师还与厦门宣传部新闻处、厦门新闻协会密切沟通，开始了我系教育与社会行业密切联系的传统。
1984年9月，我系以高分录取的第一届本科生，有的是厦门市的高考状元，他们满怀希望和豪情到校报到。当时的迎新工作由林振福同志负责。他说你们教师好好备课，我自己可以负责。原来他在我系新生接待点等学生来签到，等到三个学生后，他便留下一个在那儿接待新来报到的学生，自己带着另两个学生去宿舍。因为他之前已将所有学生的床位编好，贴上学生各自的名字。所以学生一下子就能对号入座，找到自己的床位和桌椅。这两位新生放下行李，就返回新生接待点，参与迎接新生的工作，带领后来的新生找到自己的宿舍和床位。这样的迎新工作有条不紊，应该说也是一种创新。
我系的迎新会，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未力工书记、王洛林副校长出席，同时厦门市宣传部领导，厦门电视台领导、厦门广播电台领导、厦门日报领导，都是一把手，他们都来参加，并一一发言祝贺。记得当时市电视台的领导说，“同学们，你们好好学习，你们有多少毕业生，我们就要多少。”整个迎新会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我作为教师代表发言时，脱口激动地说，像这样的迎新会是史无前例的，盼以后每一届迎新会都能这样。从此，我系开始昂首阔步前进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康庄大道上。
图3：《关于成立新闻传播系和科学仪器工程系的决定》
该图由我系毛章清老师友情提供，在此由衷致谢！
教师队伍建设是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国际新闻专业和广告学专业都是填补新中国高等教育空白的专业。那么师资从哪里来？我们当时确定的方针是“请进来，走出去”。
“请进来”，首先是聘请英国、美国及港台和国内的教师和专家，来我系任教。然后，由我系专任教师去听课，详细记录或录音。印象中1984、1985年前后到我系任教的英美教授、港台教授有6、7位，他们都很尽职尽责。记得有位上“国际新闻采写”的美国教授，他要求学生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两个行业领域，收集那个行业的相关报道，学习那个行业的基本知识，利用我校学科齐全的优势，旁听或选修相关课程。他在校期间，还根据学生的不同兴趣，将自己所看到的中外文报刊上的相关报道，剪贴装订送给学生，引导学生懂得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香港的张同教授、台湾的颜伯勤教授都是倾注全力上好每一堂课，颜伯勤教授还出资在系里建立奖教、奖学金。来自美国的英健博士，在我系教了18年的书，讲授《传播学》、《传播研究方法》、《中美时事研讨》等课程。她家里的客厅，高朋满座，大都是我系教师或学生，在马路上每天都可以看到她和学生们大声用英语对话。她订阅的外文报刊经整理后，放在系资料室供师生阅看。她以自己的积蓄在系里设立奖学金，直至生病回美国治疗。
当时我系聘请人大新闻系最资深的教授来为研究生授课，他们是甘惜分教授、方汉奇教授和张隆栋教授。甘惜分教授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新中国第一本新闻理论专著就是他撰写的，由他讲授新闻理论研究。方汉奇教授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中国新闻史专家，被誉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泰斗。张隆栋教授，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是原燕京大学的新闻系主任，他通古博今，英语很好，他是率先将传播学系统介绍到国内的专家，由他讲授外国新闻史。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人品高尚，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我国新闻工作者高尚品德。甘惜分教授有严重的糖尿病，所以饭量很少，主要吃菜，加上牙齿不好，食堂的大锅炒菜根本咬不动，后来安排他到校招待所食堂用餐，虽略好些，但也还太硬。但他从不计较，有时囫囵吞枣，半饥半饱，授课时仍声如洪钟、神采奕奕。方汉奇教授平易近人，我们学生、教师一有请教，他都一一详解。张隆栋教授，授课之余，他已白发苍苍，但全系教师无论年轻的或年老的，他都一一到家里去拜访过，他的深情厚谊，感人至深。
同时我系还聘请北京广播学院的赵玉明教授和复旦大学新闻系的陈韵昭教授来校为研究生上课。赵玉明教授是国内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硕果累累的专家，他讲授中国广播史研究。讲授时，他很注意研究方法和资料采集的经过。他是方汉奇教授早期在人大的高足，颇得方教授的真传。陈韵昭教授也是最早将传播学介绍到国内来的专家。她讲课很有风采，讲传播学及其研究。尤其是她带了她的硕士研究生贺越明来，说是贺越明传播研究方法比她更有研究，就由他给我们教师和研究生上课。这种尽可能提携新人的做法让我们大开眼界。
这种聘请国内资深研究生导师来为研究生上课的举措，不仅力争将研究生培养成未来我系教师的生力军，更是培养当时现有教师队伍转行升级的重要创举。因为当时规定，所有教师都要同研究生一起听课，一起拜教授们为师，都要完成教授们布置的作业。一批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就很快成长起来，成了我系的中坚。
“请进来”，还包括请各个开设新闻专业的著名高校，向我系推介毕业生来任教。记得草创时期就有一位复旦大学新闻系分配过来的本科毕业生雷刚，该生不久后由于家庭原因调回武汉《长江日报》工作。此后，复旦大学新闻系又分配了一位本科毕业生王寒松来校任教。我系还聘请了一对外校的教师夫妇姚艳艳和商广涛，另外还聘请过中央美院毕业的一对夫妇来任教，还聘请过中新社复旦大学毕业的一位资深女记者。当然主要还是从中文系和外文系英语专业请来了一批教师，这批教师后来成为本系本院的骨干教师，成为教授、博导。
“走出去”，有如下举措：
1、到国内新闻院校进修相关课程。1984年就派有两位教师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进修一年，后来也有教师被派到复旦大学新闻系进修一年。另外，我系还派教师到国内大广告公司访谈取经。广告教研室主任陈培爱1984年就曾经到北京广告联合总公司等大广告公司，并且曾带学生到北京广告联合总公司和上海、广州的大广告公司实习。这样既指导了学生实习，又收集了大量的教学资料和案例，为教学和科研打下坚实的基础。例如，他在北京广告联合总公司带学生实习时，就带回了该公司广告整体策划书的模板。回校后，他成为全国最早开设广告策划课、出版广告策划专著的教师。当时，我国刚刚改革开放没几年，外国企业和广告商到我国刊播广告采用竞标的方式，参与竞标的广告公司和媒体必须写出广告整体策划书，否则不予参加。当时国内能写出像模像样的广告整体策划书的公司和媒体广告部，可谓凤毛麟角。据说我们广告专业毕业生，往往毛遂自荐，自己跑到广州、上海、北京去应聘。一见面对方每每问道：会写广告整体策划书吗？学生没多久就写出的广告整体策划书，令人叹为观止，学生很快就被聘用了。后来不少学生跳出来开办自己的公司，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扎实的学识和广告专业知识，使我系广告专业毕业生成为抢手货。很长一段时间，我系广告学专业毕业生，往往平均一个就有五个以上单位来要。
国际新闻专业学生开始是五年制的，原打算给予本科双学位，结果没办成，后于九十年代中期改为四年制。该专业的学生二年级暑假就得到了在媒体实习国内新闻采写、编辑的机会，四年级起就得到了新华社对外部、国际广播电台、中新社、中央电视台、北京周报等单位实习一学期的机会。由于学生在校就在实验室学习电脑操作，所以英语好又熟悉电脑操作，一到实习单位很快就能上手，受到实习单位的好评。该专业的学生每年都有大量的新闻作品为国内外媒体所采用。每年都有学生的新闻作品被实习单位评为好稿子。教师由于带学生实习，取得了教学需要的具体案例，提高了自己的新闻素养和外语水平。所以该专业的毕业生也是从来不愁找不到工作。
2、利用余也鲁先生从美国的基金会获得的资金，分期分批，每期两位教师到香港中文大学或浸会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访学四个月，选修相关课程。当时，全系教师都到过香港或国外学习培训过，了解香港和国外最新的新闻传播教育信息，提高了自己的知识和素养。我1994年到香港浸会学院访学时就带回了几百页，厚厚一大本铅印的该校各专业的开课计划书，交给系资料室。
3、系里鼓励教师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要投稿，会上要发言，回来后要向全系教师详细汇报会议情况。教师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开阔了视野，促进了自己的教学和科研。
虽然建系以来，教师的流动比较频繁，但由于该系的团结和谐氛围，始终有一大批教师坚持下来，辛勤耕耘，形成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为该系的不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课程设置是学科建设的又一重要方面。我系通过集体分析论证，根据实际情况，不间断地调整课程设置和每门课程的授课内容，以始终保持自己的学科优势。
筹办时期，我们坚持国家教育部规定的政治课、体育课不能打折扣，马克思新闻观务必坚持。因此，在与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起讨论课程设置时，我们的态度明确坚定，不容置疑。所以我系一开始的课程设置，就与港台和国外有所区别。
接着我们考虑的是我们的学生，未来作为一个行业的从业者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和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和素养。就拿广告学专业的美术课来讲，有人说“当年的广告系老师也都是现学现卖，甚至对广告要学什么都一无所知。那时招的第一批学生还要求有绘画基础，要上美术课。”事实上，确实当时我们要求学生要有一定的绘画基础，也开了美术课。但我们的认识是清楚的。艺术院校学生的绘画水平，我们学生是远远赶不上的，但我们开美术课，着重在于培养学生对图形的鉴赏能力，提高他们的鉴赏水平。因为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对平面广告作品的评判需要有较高的鉴赏能力。正因为我们对该课程开设的目的要求很明确，所以这门课上学生的习作，几乎每年都在《中国广告》杂志上刊出一两个版面。这绝不是什么“现学现卖，甚至对广告要学什么都一无所知。”后来这门课就叫《平面广告设计》，这就与艺术院校的美术课区别开来了。当时我系的广告学专业也开设过文学作品选读、现代文学史。学生必须上两个学期的《基础写作课》。这些都是考虑培养学生的文史素养和文字表达能力。我在上《基础写作课》的时候，虽然有五篇课内作文和几篇课外作业，课内作文每次都做讲评，同时强调学生平时务必动手写作，结果有的学生每周都交来他的习作，包括一些小说、散文、诗歌，甚至是自己填写的歌词，我都一一做了批改。我们系强调各门课都要布置文字作业，让学生写作年年不间断，以保证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
那么我们广告学专业和国际新闻专业毕业生的特色在哪里？这一点我们很明确。广告学专业学生有很强的广告创意和策划能力，善于做广告整体策划。同时我们把《公共关系理论与实务》作为一门骨干课，让学生懂得广告和公关的密切配合，成为所谓“广告公关两栖人”。国际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和新闻采写能力。他们既能够英译汉，也能够汉译英，能够直接用英语采访。所以该专业的毕业生，不仅对外传播媒体需要，其他地方媒体也需要，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来华外国人逐年增多，我们的学生能直接采访外国人。由于我系国新专业生源好，起点高，所以学校举办的各种英语竞赛中，我系经常超过外文系夺得桂冠。有的外国在华企业、银行也都高薪聘任我系毕业生到公关部工作。
由于是“填补空白”的专业，我系的专业课程体系和每门课的授课内容，都是在明确培养目标和特色的前提下，“先有后好”，逐年微调，逐步完善。这里包括课程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区隔，以保证不相互打架，也包括课程名称的变换，更重要的是每门课都根据行业发展趋势的需要，不断调整内容。每门课开课前都得填写详细的教学大纲，教研室主任同意后才能上讲台。每学期的期中教学检查，各专业都分别安排全体教师听课，然后一一加以讨论，为任课教师提供各种批评和建议。
记得我当教研室主任时，有位教师年岁比我大，但每年都将教学大纲送我签字。有一次我发现他讲课时，有个史实错了。我提出来后，他同我争辩，说他是有来处有依据的。后来他写信给复旦大学新闻系宁树藩教授，宁教授回信后，这位教师告诉我，宁老说我是对的，认为我治学严谨，他服了。事实说明教师间教学科研问题的讨论是有益的，只要平等相待，就会越辩越明，不会伤了和气的。
每周的教研室会议除了政治学习之外，更多的是教学科研问题的讨论。这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全体教师在潜移默化中，教学科研能力逐年提高。
许清茂，男，1949年出生于厦门市鼓浪屿区，现为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7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0年参与筹办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此后长期在该系任教。2006年为该系传播学博士点导师，已指导10位博士生毕业，尚有2位博士生在读。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播史、中国广告史、台湾传媒研究。
先后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等一类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十几篇论文。出版著作：《杂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08），独立作者；《闽南新闻事业》，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8），主编；《海峡两岸文化与传播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3），主编。
1980年获厦门大学优秀教学奖二等奖。1988年获中国广告论文特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