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厦大故事】查本恩：宽仁厚爱，春风化雨——记恩师许清茂教授

文：查本恩

时光荏苒，流年似水。今年刚好是我有幸成为厦大学子、受教于许清茂教授门下20周年。记得2000年9月的一天，阳光灿烂，我气喘吁吁爬着坡去新闻系教学楼，路上听到学长谈论一位叫“许爷爷”的人，十分不解。事后一打听，才知“许爷爷”乃许清茂老师是也，却依然疑惑——彼时许老师五十有一而已，未抱孙子，何成爷爷？有人主动揭开谜底：因为许老师头多白发，笑容可掬，犹如自家爷爷，亲切和蔼，故呼“许爷爷”。

一

不过，身为研究生的我们，对亲切和蔼的许爷爷却有“一怕”。

怕的是许爷爷会时常问你“写了没有”，其频率犹如中国人见面问你“吃了没有”。

上课时，他会问你在看什么书，关注什么问题，有什么思考，写什么文章；路上遇到你，会问你有没有写点东西；当你登门去请教时，他还会问你开始写了没有。有位同学读了很多书，多位老师都将其视为榜样，但许爷爷并未称许，因为他一文未写。

大家困惑，我们既不是作家，也还没成为记者，许老师为何对“写”这么重视？久而久之，我们慢慢领悟出了许爷爷的良苦用心——有想才会写，有思考才有表达，有研究才可行文，这是学术研究中的倒逼法。通过逼着你写，迫使你去想，去发现问题，去寻找材料，去论证，归根结底就是逼你树立问题意识。许爷爷认为，未成文的思考，较为粗浅，不够系统，写的过程是理清思路、深入思考的过程，所以必须多写。

在新闻传播系，许老师对写作的重视是出了名的，也是有传统的。虽然厦大新闻传播系在国内是第一个以“传播”命名的，得到了著名传播学者、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系主任余也鲁教授鼎力支持，但主持创办的却是曾任《大公报》总编辑、后创办《文汇报》的著名报人徐铸成，他对新闻业务非常重视。许清茂老师参与创办新闻传播系之前是厦大中文系写作课教师，来新闻系后又教授新闻写作和新闻史课程，注重“写”是其一直倡导的新闻教学理念，在他的专著《杂志学》里也有所阐述。“你们是新闻系的研究生，不会写更说不过去。”他说，新闻学是一门知行合一的学科，不能只会说，还要会采会写，否则到你们毕业时，就“拿不出手”。但是，写不等于泛泛而谈，人云亦云。“你如果研究近代报刊，就一定要查原报样，至少要找到报纸的微缩版，否则就是空对空。”于是，他把我们往图书馆赶，反复交代要多查原始资料，论从史出，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不要做二手贩子，不要做学术民工。

果然，动笔写的同学开始尝到甜头，不仅学业精进，有几位的论文还发表在核心刊物上。于是，对许爷爷的怕，就渐渐转化为爱。

对许爷爷的这种怕和爱，我深有体会。那时我也很爱写，见我作业交得勤快，许老师很高兴，说我是个快手。其实，他何尝不是。我交给他的文章或论文，往往第二天就叫我去拿，最多不过三天。有时改得密密麻麻，但不管写得如何，他都是满面春风地肯定我鼓励我，即使要全部推倒重来，他还是会找出其中可取之处予以肯定，而不一棍子打死。这种精神和方法深深影响了我，以致于我从来不会彻底否定别人的工作。旁人说是失之于松，我则奉为圭臬，美其名曰“爱的出口”——留一个口子，就是留给别人一种可能一种希望。

许老师爱生如子，没有门户之见。他的这种爱不只给自己的研究生，其他老师带的研究生，只要向他请教，他当仁不让，耐心指导，从不避讳。他说：“谁指导的不重要，学生有收获、有成果、能发表最重要。”那时，易绍华兄与我同居一室，两人有一种以学术为志业的雄心，凑钱合伙买来一台986电脑，找资料、写文章，做采访、写报道，很有点激扬文字、百舸争流的味道。他不是许门弟子，但他向许老师请教的次数不下于我，许老师从来都是欢迎光临，诲人不倦。你去找他，他会泡上一杯茶，点上一支烟。如果你抽烟，他也给你来一支，甚至给你点上，然后就看文章，做指导。若是写得不好，则打回去重写，直到他觉得“够水平”为止。

许老师有教无类，收学生从不问来路。印象中，2000年前后的几届许门弟子，除了学新闻的之外，有学中文的、考古的、图书管理的，也有学教育的、海洋学的，甚至还有学数学的，他一概欢迎。晚我两届的俞凡，本科学的是数学，许老师照收门下，谆谆教导。多年后，潜心新记《大公报》研究的俞凡同学成果丰硕，未到不惑之年已被山东大学聘为教授、“齐鲁青年学者”，成为新闻史学研究领域的新星。

许老师最怕学生嬉戏人生，荒废学业。凡是他门下的研究生，第二年读完若没出成果，他就会着急，比学生还急，一急就催——上课时催，路上遇到也催，没遇到就电话催。催了没效果，则帮他出题目；出了题目没有进展，就教他理思路；理完思路若还没动静，干脆一竿子插到底，告诉他去哪里查什么资料，前人研究到了什么地步，哪些是可以继续研究的，等等。他认为，学生有两种：一种是主动学习型的，不用扬鞭自奋蹄；另一种是被动学习型的，必须得有人拿着鞭子赶着走，否则就会误人子弟。

二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每每想起这八个字，脑海里总会浮现许老师煮茶论学的一幕幕。

去年年底的一天，许老师发来微信：这几天看了关于媒体融合的论文，得便时来家聊聊。

那几天我正值夜班，走不开，回微信说上完这周班就来。他反倒宽慰我：不急。无需多虑，得便就行，可长可短。

许老师一生从事传播史学和海峡两岸新闻学研究，对几百年来中外新闻史上的风云变幻了如指掌，对互联网带来的这一轮传播革命非常重视。每次见面，他都会跟我谈起传播革命的深远影响，时时提醒我要主动拥抱变化，不要固守报纸。一旦看到有关媒体融合的好文章，他都会及时分享给我。

那天一值完夜班，我就来到许老师家，一进门仍是许氏“三道菜”——许老师递烟泡茶，师母端上茶点，我称为“许门宴”。“许门宴”一开席，师母就剥开一个芦柑塞给我，接着又递给我几个凤梨酥，每次都是这样，怕我空腹喝茶伤胃。这次“许门宴”，我们聊短视频、聊直播带货。老人家70多岁，思想紧跟时代，从未落伍，好像那位瞭望者，永远站在船头桅杆上，关注现实，瞭望前方，发出预警。转眼间，我们又聊了一个下午。其实，许老师多年前就有腰肌劳损，不能久坐沙发，可每次他都是坐在硬板凳上，聊到曲终人散。

印象深刻的还有2018年春节那次“许门宴”。我去厦大北村给他和师母拜年，他的小孙子在家，怕影响小家伙，我们就拿着茶壶和烟灰缸把“许门宴”摆到了北面阳台上，顶着北风，又海侃了半天。印象中这样的“许门宴”不下15次，有一次竟从傍晚聊到午夜。每每想起，感动不已，许老师于我，何止传道、授业、解惑？！

厦大对学生好，全国有名。比如，率先给学生宿舍和教室装空调，米饭免费吃，等等，无不令他校大学生羡慕嫉妒恨。这种好，每位厦大学子都深有体会。

同样深有体会的，是老师对学生的好。这种好，有时候是在学业之外的有求必应，是主动替学生分忧，帮贫困生垫学费。甚至毕业之后，学生的事业如何，结婚了没有，生孩子了没有，过得好不好，老师都会牵肠挂肚。

许老师对我如此，对其他同学亦然。有学生工作不如意，他电话打过去，问他想不想来读博士换跑道；有博士毕业后想换工作，他不辞辛苦居中帮忙。从事学术研究的学生，谁在重要刊物发了什么论文，最近有些什么研究成果，他都很关心，或肯定鼓励，或指出不足，有时还会给他们提供一些重要资料。这些对许老师而言，或已成为习惯，但对于学生而言，实乃“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爱护和关心。

偶与校友小聚时，大家总会提起老师们的好。我想，新闻传播学院的老师，乃至厦大所有的老师，他们之间，或学术观点不同，或脾气秉性各异，甚至偶有争执不快，但对学生，却多如许老师这般无私、宽厚、美好，正如母校校歌《南方之强》唱道：鹭江深且长，充吾爱于无疆。

三

去年“六一”前夕，突然听说俞凡要来厦门一聚，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问学姐佘绍敏才知道，他要来给许老师庆生。实在惭愧，虽在老师身边，同居一城，却把老师的七十大寿这件事给忘了。

为了弥补过错，我微信招呼同城和外地的许门弟子前来贺寿，大家一呼百应，且纷纷通过微信给许老师发贺电，“许门情深”微信群陡然热闹起来。这时，许老师先是发微信，后又打来电话，责备我不该让大家从外地赶来为他庆生，“他们有的孩子还很小，有的要坐很久的飞机，有的工作忙，不该惊动大家”。

许老师低调，怕麻烦人，从不搞排场，所以从来不过生日。许门弟子知道他生日则是他60岁以后的事情，还是他无意中说起的。而这生日，也是他随便定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出生的具体日期，后来要填个什么表办个什么事时，一定要求写出生时间，他想想六月一日最好记，就随手写上了。

七十大寿的生日过完，许老师觉得大家为他破费，很不好意思，立即招呼未离厦的弟子次日中午再聚，并特别声明他买单。

生日晚宴后，几个许门弟子转换场地再叙。大家对许老师念念不忘的是他对学生的宽仁厚爱，他为学的问题意识，他主张的知行合一。这三者，已经成为一种师承，深深影响了我们，成为许门弟子的共有标识。

坐在电脑前记下许老师这些点滴往事时，外面正下着毛毛细雨。厦门较少下雨，在我记忆中，与许老师相关的有两次，终生难忘。

一次是2000年5月，我到厦大复试，那是我与厦大和许老师的第一次见面。那天滂沱大雨，走在校园里，雨打裤脚，湿及膝盖。那是一场喜雨，犹如甘露。

第二次是在许老师办公室长聊。窗外细雨迷蒙，看着白城海滩和海那边若隐若现的远山，犹如置身烟雨江南。那天我们又聊了很久，喝掉了几泡好茶，抽掉了一包香烟，从报人报格到新闻专业主义，从媒体当下的困境到未来的出路。毕业十几年，许老师盼我以学术为志业的愿望依然未变，送我出门时又嘱我“再忙也不要放弃学术研究”。学院门外，细雨未歇，我伫立远眺，想起苏轼的《望江南·超然台作》，今略改几字，难忘恩师煮茶论学、春风化雨之情：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白城台上望，半海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长叙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学问趁年华。

本文完稿时间：2020年5月